第10章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7年1月14日，莫斯科）

尊敬的玛丽娅·符拉其米罗芙娜，您的《拉尔卡》[66]很动人。有些地方虽显艰涩，但作品那简炼和男性般的笔力弥补了一切不足。由于我不愿做您作品的唯一鉴定人，我把它寄给了苏沃林，请他读一读。这个人是有鉴赏力的。他的意见我会及时传达给您……现在请允许我反驳一下您对我的批评[67]……即使您称赞了我的短篇小说《在途中》，您仍不能平息我这位作家的怒气，因此我现在急于要为《泥沼》雪恨。请您留神，紧紧地抓住椅背，以免晕倒。好，我开始了……

对每一篇批评文章，即使是不公正的谩骂性文章，通常都只是默默地报之以一鞠躬，——这乃是文坛的礼节……对这种批评照例是不予理睬的，而且还要公正地指责那些对批评作出答复的人，说他们过分自尊。但由于您的批评具有闲谈的性质，具有那种“傍晚在巴布金诺[68]侧屋的小台阶上或在老爷正房的阳台上进行的，并有玛—巴、伪造货币者[69]和列维坦[70]参与的闲谈性质”，也由于您的批评绕过了短篇小说《泥沼》的文学方面，把问题转移为一般议论，所以我并不会违背文坛礼节，如果我胆敢把我们之间这场闲谈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1）我同您一样，并不喜欢我们谈及的那个文学流派。作为一个读者和凡人，我情愿回避它，但如果您想了解我对这种文学所持的真诚和坦率的意见，那么我要说，有关这种文学的生存权利的问题尚未解决，虽然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71]认为，她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要有权否定这种文学，我也好，您也好，或是全世界的批评家也好，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我不知道，是谁正确，是荷马、莎士比亚、洛贝·德·维加，总而言之，是那些不怕刨“粪堆”但在道德上远比我们坚定的古人对呢，还是那些在纸面上道貌岸然而在生活中和灵魂深处却是冷漠无耻的现代作家对？我不知道，是谁对美的鉴赏能力差，是那些按照爱情的美妙本性的原样加以歌颂而不觉害臊的希腊人呢，还是那些阅读加包里奥[72]、玛尔里特[73]和彼尔·包包[74]的作品的读者？如同勿抗恶、意志自由等等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只有在将来才能解决。我们呢，我们只能提到它，而要解决它的话，那就意味着超越我们的能力范围了。您援引了回避“粪堆”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但这样做并不能说明问题。他们嫌恶“粪堆”，这丝毫也不证明什么；可不是么，在他们之前有过一代作家，这些作家不只是把“男盗女娼”视作腐败行为，他们甚至认为描写农民和九等以下文官是肮脏的。再说，不管一个时代有多么繁荣，它并不能使我们有权作出有利于这个或那个文学流派的结论。说上述流派会产生腐化影响，这样做同样不解决问题。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大致差不多的。有这样一些人，这种人甚至读了儿童文学作品也会腐化起来，他们津津有味地阅读旧约诗篇和所罗门箴言中的一些有伤大雅的东西；还有另一些人，他们越是熟悉尘世的污浊，反而变得越加纯洁。有不少政论家、律师和医生，他们洞悉人世种种罪恶的秘密，却并未以不道德者而驰名；而现实主义作家则常常比修士大司祭更有道德。再把话说到底，任何文学都不能以其无耻去压倒现实生活，您要用一小杯酒去灌醉那个已经喝下一大桶酒的人是不可能的。

（2）至于说到世界上“男盗女娼繁衍成群”，这句话并没有错。人性并不完善，因此在世界上只看见正人君子倒反而是奇怪的。如果认为文学的职责就是要从许许多多坏人中发掘“珍珠”，那就是否定文学本身。文学之所以叫做文学，就因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实，是无条件的老老实实的真实。如果用采取“珍珠”这种专门工作去缩小文艺的功用，这种做法对它来说会是致命性的，就好比您叫列维坦画树，但事先又吩咐他别画污秽的树皮和发黄的树叶一样。“珍珠”是好东西，这一点我同意，但是要知道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既然他已经干了起来，他就不应该打退堂鼓，因此不管他感到多么痛苦，他也该克服自己的洁癖，让生活中的肮脏事儿来玷污他自己的想象……他同任何一个普通的通讯记者一样。如果一个通讯记者出于他自己的洁癖以及要使读者高兴的愿望，而只描写一些廉洁奉公的市长、道德高尚的太太和品行端正的铁路职员，那么您又会说些什么呢？

在化学家的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文学家应当像化学家一样客观：他应当摒弃世俗的主观性，他应当懂得，粪堆在风景画中的作用很大，而凶恶的感情同善良的感情一样，它们也都是生活中所固有的。

（3）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因而他们同一切其他的人们一样，都应当服从外界的社会生活条件。比如说，他们应当是讲究体面的。我们有权要求现实主义作家的也只是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您连一句反对《泥沼》的写法和形式的话都没有说……可见，我这个作品的写法和形式不是有失体统的。

（4）坦白地说，我写作时不常常同自己的良心进行交谈，这是由于我的工作习惯以及我工作的渺小。因此，如果我发表有关文学的某种看法，我并不考虑到我自己。

（5）您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是编辑的话，我会为了您好而把这篇小品退还给您。”为什么您到此就为止了呢？为什么您不追究那些发表了这种短篇小说的编辑的责任呢？为什么您不警告那个不禁止出版诲淫诲盗报刊的出版总局呢？

如果听任个人观点随便处置文学作品（大小文学作品），那么，文学的命运将会是可悲的，这是一。其次，没有一种警察会认为自己在文学事业上是内行。我同意：没有约束和棍棒是不行的，因为骗子手也会钻进文学界来。但是，对文学来说，不管您怎么想，您想不出一种比批评和作家本人的良心更好的警察来。不是吗？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想，可就是没有找出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来……

比如说，您很希望我蒙受115个卢布稿费的损失，希望编辑把我羞辱一场；另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您的父亲在内，他们读了这个短篇小说感到非常高兴；而还有一些人给苏沃林寄去了辱骂信，对《新时报》对我进行百般咒骂，等等。谁对呢？谁才是真正的鉴识家呢？

（6）您在信中继续写道：“让各式各样精神贫乏、穷途潦倒的下流作家们，如奥·克列依茨、夹鼻眼镜、阿洛耶[75]等人去写这种东西吧……”如果这是您的真心话，那就请上帝饶恕您吧！讲到小人物时，只因为他们是小人物，就用迁就和轻视的口气说话，这么做并不能为人的心灵增光。在文学界同在军队里一样，低微的头衔是少不了的，——理智在这么说，而心灵想说的那就更多了……

嘿！我这封啰嗦冗长的信使您感到厌倦了。要是我早知道这批评会这样长，我就不写了……请您原谅我吧！

我们一定来。本来打算在5号动身，但因为开医生代表大会[76]而迟误了；接着又遇上了达吉雅娜日；而17号那天我们家又将举行晚会[77]：“他”过生日！！华丽的舞会，有犹太女人，有火鸡，有两个雅申卡[78]。17号以后，我们定一个日子动身去巴布金诺。

您读了我的短篇小说《在途中》……我的勇气您中意吗？我在写“深奥的东西”了，而且并不胆怯，在彼得堡博得了狂热的赞叹。不久前，我对“勿抗恶”作了解释[79]，也使公众们大为惊奇。所有的报纸都在新年号上向我说恭维话。《俄国财富》经常发表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在这本杂志的12月号上登载了一篇奥包连斯基写的长达两个印张的文章，题目是《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作者为我兴高采烈，他要证明，比起柯罗连科来，我更是一个艺术家……他这大概是在胡说吧！不过，我毕竟开始感到自己有一点功劳，那就是我这个唯一未在大型杂志上发表作品、只写一些报屁股文章的人竟然赢得了迟钝的批评家们的注意。以前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观察家》杂志骂过我[80]，可是它却为此受到了谴责！而在1886年年底，我还感到自己是一块投给狗儿们的骨头……

符拉其米尔·彼得罗维奇的剧本[81]发表在《戏剧文库》上，它将被分送到各大城市。

我写了一个剧本，有四张四开纸的篇幅，花15至20分钟就可以把它演完。这是世界上最短小的剧本[82]。著名的达维多夫[83]将参加这个戏的演出，他现在在柯尔希剧院里工作。剧本发表在《季节》[84]文集上，因而它将向各处传播。比起写大作品来，写小东西更好一些：意见既少，又受欢迎。这不就够了吗？还需要什么呢？写这个剧本，我花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我已开始写另一个剧本，但尚未写完，因为没有时间写。

待阿历克塞·谢尔盖耶维奇回家后，我会给他写信的……请代我问候你们全家。您自然是不会责怪我给您写了这么一封长信的。一写开后，我就收不住了……

祝萨沙和谢尔盖新年好。

谢辽沙经常收到《环球》[85]杂志吗？

尊敬和忠实于您的 安·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