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带一路”相关基本内容

本节重点从背景目标和构建过程方面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结合当今的经济环境总结战略的机遇和挑战，并总结“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主席2013年11月访问中亚四国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又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11月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并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与设立丝路基金。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既满足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我国新时期“东西并重，海陆联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1．提出背景

“一带一路”的提出有其特殊的背景，如今世界经济仍然低迷，还未从金融危机的创伤中完全恢复，并且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加之我国能源问题突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有其实施的必要性，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全球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刘华芹（2015）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都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其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助力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选择了“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适合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李若谷（2015）提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解决其合作过程中遇到的不利因素。王跃生、吕磊（2016）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新引擎。

（2）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与其宗旨大致相同。岳焱、应益荣（2016）总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深化沿线各国的双多边经济合作与发展，并将各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接。李登、于红霞（2016）指出，“一带一路”沿线拥有显著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实现沿线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相关国家有效应对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疲软的世界需求市场和逐渐抬头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

（3）能源安全问题

能源是一个国家的立国基础，我国的很多能源资源长期依赖进口，而原有的能源运输路线面临诸多不安全因素，而我国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相对丰富，可以缓解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黄晓勇（2015）提出，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能源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亚洲共同的能源安全将有进一步的保障。冯江茹（2016）指出，马六甲海峡作为当前中国的能源进出口与对外贸易渠道存在着某些不确定风险，“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有利于畅通中国陆海通道，营造一个更加安全、便利的贸易环境。张文浩、张立勤和周新桂等（2016）提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油气安全问题愈发重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沿途国家的能源合作，能为我国能源安全提供保障。

（4）大国责任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应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孙现朴（2016）主张“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破解中国当前周边外交的困境，同时彰显中国作为大国引领、促进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郑永年、张弛（2016）指出“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二者互为依托。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将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2．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与沿线各国加强经济合作，通过合作共建，增强贸易互通，发展我国经济，也带动沿线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韦巧芳（2016）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侯佳利（2015）总结出，“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是通过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增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经济区域合作。钟飞腾（2014）主张，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的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卢伟、李大伟（2016）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是：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品供给新模式，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多方向拓展地缘政治空间，提升我国在区域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构建跨国生产网络形成新“雁阵模式”，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势。

3．构建过程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发展倡议，也在不断地探索推进方式，各学者也就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杨文升、张虎（2015）主张，“一带一路”的构建离不开各产业协调发展，统筹相关行业的资源配置问题至关重要。白拥建（2016）建议可以借鉴成熟的全球性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的运作模式和经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再根据实际运营情况进行优化改进使其保持良好的运作。于立新、裘莹（2016）提出应对六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梳理，重点推进产能国际合作；利用六大经济走廊对开放型产业格局实施再布局，扩大国际贸易市场。郭佳丽（2016）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也要开展各地的协同配合，不断创新经济外交理念，坚持正确义利观，完善工作模式和机制，坚持市场政府分工并进、外交经济相互支持。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推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和过剩产能输出及我国全面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将带动中国及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面对难得的机遇，我国应把握好时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合理规避风险，正视挑战。

（1）机遇及挑战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陈平、张浩哲（2015）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对外输出方式、回流渠道、资本项目管制等方面仍存在阻碍，“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二者的相互带动和促进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李世财（2015）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制度化资金供给、多层次金融深化、市场化金融创新等途径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保障；“一带一路”内生的多边响应机制、多重利好空间、外部真实需求等因素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内源驱动力。林乐芬、张少楠（2015）提出，人民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平台，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活跃欧亚贸易等途径能显著提高其国际化水平。刘月明（2016）总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加强投资和贸易领域的本币结算，为扩大国家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和计价带来了机遇，其影响效果在长期内较为显著。

任志宏（2016）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较大的障碍和风险，包括TPP等对“一带一路”倡议冲击风险、“一带一路”地区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冲突、人民币接受与普及程度障碍以及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组织体系层次较低等。孙鸣蔚（2016）认为，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可能会加剧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还将引发“特里芬难题”。

（2）应对措施

对于以上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相关建议。林乐芬、张少楠（2015）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对外投资与贸易→经济互动效应→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的政策建议。赵晓斐（2016）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出了三点建议：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发展；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孙鸣蔚（2016）认为实施控制风险措施，降低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为大型经济项目构建融资平台，能够有效稳定人民币汇率。马博雅（2016）提出，中国要积极推动制定区域和多边国际投资条约或协定；建立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积累与总结投融资方面的国际经验；加大涉外金融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开展对投融资项目所在国的国情与市场调研。

2．产能输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重点在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我国的部分过剩产能来说，是一条很好的消化途径，并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我国的产能输出。

（1）“一带一路”倡议对产能输出的影响

“一带一路”通过与沿线各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的过剩产能的压力。泰姿·香农（Shannon Tiezz, 2014）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与新意，正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提高中国产业的输出能力，扩大贸易出口，有效解决产能过剩与市场疲软问题。熊艾伦、蒲勇健和张勇（2015）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构建一个以产业级差为基础，要素流动为条件，市场利益为拉力的产业转移机制以缓解产能过剩问题；而此次产能转移的重点领域为能源、资源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行业。管清友（2015）指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产业将从单纯的以产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转变，这一产能输出新格局将加快国内产业转移速度。徐雷、朱贤贤（2016）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产能需求点—产能流动渠道—产能互通体系，揭示在统一的需求和供给市场中，“一带一路”能够有效削减过剩产能。

（2）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进一步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曹秋菊（2016）在梳理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产能战略合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刘瑞、高峰（2016）提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中国传统产业效益和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宜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的方式。蔡苏文、崔严心（2016）建议应在投资方面重点提升投资环境、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等；在贸易方面着力于签署贸易协议、创新贸易合作方式以及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贸易的相关政策等，以促进我国过剩产能的转移。

3．促进西部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使我国西部地区变成开放的前沿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陈耀（2014）和雷德雨（2016）认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向开放”战略将使西北地区的地理区位劣势得以改变，由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安树伟（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使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形成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的总体态势。田爱国（2016）对西部区域经济现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理运用自身优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作为指导，可以使产业转移科学有效地进行，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郑涛、左键、韩楠（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将提高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制造业产品运往国际市场的运输成本，纠正阻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背离自身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选择，加速西部地区制造业崛起和经济发展。马逸灵、张燕芳和刘怡（2016）指出，“一带一路”对于我国西部来说有着重大影响：首先，它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交通闭塞问题；其次，这将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贸易不发达的状况；此外，还将有利于我国西部地区与外部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龚英、陈振江、何春江（2015）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西部地区的产业具有走出国门的政策优惠、技术支持、资金补助等优势，能有针对性地将国内供给过多的生产线转移至中亚，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并且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高新设施设备实现污染物的最低排放。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新的发展战略，中国能够在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展我国经济，并与沿线各国互利共赢。

1．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金碚（2015）提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条件将经济全球化理念升华为“全球化均势发展”和“全球化包容发展”的理念，并作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刘卫东（2015）提出“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而且强调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金应中（2015）主张共建“一带一路”既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建立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重要战略依托的需要。李丹、崔日明（2015）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从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全球治理模式等方面对全球经贸格局进行重构。王义桅（2016）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从“融入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China）到“塑造全球化”（China in Globalization），从“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的态势转变。胡玫（2016）指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为中国在面对美国“重回亚太”战略和区域地缘政治经济时提供了再平衡的路径，标志着中国开始尝试探索和制定全球治理规则。

2．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机遇

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效抓住这一机遇，合理规避风险，积极制定相应政策，给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1）产业转移迎来新机遇

在我国曾经的比较优势日渐消失时，全球产业转移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申现杰、肖金成（2014）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不断被削弱，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外贸竞争力重塑的必然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将优化区域开放格局，为中国内陆、沿边地区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新的外部条件。孟祺（2016）认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规制的加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但是区域内很多国家迫切需要这些领域的投资，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部分产业可以转移到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

（2）抓住新机遇的对策

在产业转移的趋势下，我国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并制定相应政策保证“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胡新华（2014）指出“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我国应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契机，沿“一带一路”向西亚、中亚和欧洲拓展国外陆路和海路市场。胡玫（2016）提出了构建大区域竞合格局、分层次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经济转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应对经济周期，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建立产融互动布局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搭建智库平台与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以及在政策层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产业布局等。张茉楠（2016）主张“一带一路”倡议必须着眼于构建全球价值链与跨国产能合作体系，为此，需要全面创新合作机制。其中“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因此要构筑“一带一路”框架下新的“雁阵模式”。

（3）未来对产业转移还需继续探索

产业转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相关部门应理性看待风险，合理规避。钟飞腾（2015）借鉴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人均GDP水平以及产业发展基础上选择若干沿线重点国家，以及适当的低技术和中等技术产业；强调要在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机制上，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转移的“创造性转移”机制，理性思考产业转移的国家风险。杨保军、陈怡星和吕晓蓓等（2015）认为未来35年里，全球经济格局、贸易格局、生产格局和服务格局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方向和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3．陆路的崛起

“一带一路”倡议将改变我国长期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格局，推动我国陆路贸易的繁荣。胡玫（2016）提出，从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依托海路的“资源—加工—消费”模式的蓝海全球化受阻，而陆路全球化经过中亚和中东欧，直通欧洲，北接俄罗斯，南下海湾地区，将会形成新格局。严妮飒、王亚东（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的经贸模式，即以海洋运输为主发展对外贸易，转而以陆地运输为纽带，这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提供了新契机，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对外合作两方面。龚雯、田俊荣和王珂（2014）指出“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徐洪才（2015）主张要对“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产业定位、战略定位、经济特色和资源禀赋展开研究，利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真正落实新的“四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