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瑞仕途的出“三奇”之处

海瑞作为明朝著名历史人物和中国历史上“清官”的代表，不仅在操守言行上超凡脱俗，“孟子所谓大丈夫”、“古今一真男子也”；而且在为官经历上也十分出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一奇：明代在嘉靖以后由地方教官转升为行政官员者已极为罕见，而海瑞不仅以教官转升为行政官员，而且还由地方知县升任京官。

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37岁考中举人，次年，首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落第了，应该说这很正常，因参加会试的有4500人，录取320人，录取率仅为7%。嘉靖三十二年，他再次会试落第，但这次很可能是中了副榜，因他在当年闰三月就应选为福建布政司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按明代制度只有副榜举人才会有这样的资格，才会在会试下第后两个月内就能应选为教官。而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就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由教职转升为知县，在明初是常见的现象，甚至到成化、弘治时也不罕见，因在弘治二年，内阁大学士刘吉还奏准“凡（九年）考称有功迹教官由举人出身者，许同大选监生一体入选，授府佐州、县正官”。弘治十八年五月，正德皇帝在即位诏书中还有“举人出身教官，历任六年以上，果有才行出众者，吏部访察的实，照例行取选除科道等官及州县正官”的内容。但随着科举人才日益增多，这种选拔教官担任“科道等官及州县正官”的情况实际上在正德以后就日趋少见了，故此后也就不见明廷再发布或重申此类的诏令，海瑞是笔者所见文献中记载嘉靖后由教官转升知县的唯一特例，而且其任教谕一职也仅有四年多的时间，而非正德即位诏书中所说的“六年以上”，可见就更属于罕见的破例提升。这自然成为海瑞仕途的一大出奇之处。

至于海瑞因何赢得这一殊遇，当时文献没有留下明确记载，现在所见只有清末学者王国宪在其《海忠介公年谱》中的记述：“公在南平四年余，以礼为教，其讲道论德以及经义治事，一一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是教职中最难得者。至此，巡按监司交章荐之。”

二奇：在极重出身资格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海瑞居然以举人出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海瑞在兴国知县任上仅1年零10个月，即擢升户部主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出色，更重要的则是由于深得时任吏部右侍郎朱衡的赏识。朱衡，江西万安县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嘉靖三十二年，海瑞任南平教谕，朱衡正在福建提学副使任上，海瑞实心课士，遵制不跪上官，给朱衡留下很好的印象。嘉靖四十一年，朱衡官至吏部右侍郎，两年后，即擢海瑞为户部主事（正六品），对此，《海忠介公年谱》有以下记载：“盖朱镇山在铨曹，知公清望，有此超迁。”举人出身的海瑞居然最终能官至正二品的右都御史，除其冒死进谏和卓异的品行及政绩表现外，由知县至京官也应是关键的一步。

三奇：在嘉靖中后期，凡进谏忤旨者必遭重谴，或下诏狱拷掠，“血肉狼藉”，或在廷杖下身残毙命，或戍远边烟瘴之地。隆庆元年正月，吏部奏嘉靖朝因建言而被“戮死”、“廷杖死”和“系狱戍边斥死牖下”的官员就分别有员外郎杨继盛等4人、太仆寺卿杨最等13人和左侍郎唐胄等28人；奏准“宜遵遗诏录用”的嘉靖朝“建言得罪诸臣”又有33人。对进言忤旨者进行如此残酷的摧残、迫害和镇压，这在明朝甚至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故当时就形成了“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上下“无敢言时政”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海瑞仍敢直言进谏，对嘉靖皇帝的失政乃至个人和家庭生活提出尖锐批评，没有超人的胆识和赴死的决心是不可能的，但他却居然未受到廷杖，虽下诏狱而半年多后即得生还，且在隆庆元年连续四次升职，由正六品的主事升至正四品的南京通政司右通政，这在嘉靖、隆庆时期，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海瑞的仕途之奇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一个人的成功，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而且需要时代背景和机缘等个人之外因素的配合。二是海瑞由教官而知县、由知县而主事，再由主事因犯颜直谏下诏狱而被隆庆帝连升官职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嘉靖和隆庆初年的官场还保留着相当的正气，不仅能容得下海瑞式的人物，而且还能鼓励这样的人物。隆庆四年，海瑞被迫引退家居，万历十二年虽重被起用，却连遭弹劾，这又反映出海瑞式的人物已开始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