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搏击豪强——勒令乡宦徐阶退田

万历十五年，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等表彰海瑞在巡抚任上的三大善政，第一条就是“所至如秋风烈日，搏击豪强则权势敛迹，禁绝侵渔则民困立苏”。海瑞的侄孙女婿梁云龙总结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期间，立意“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最为突出的，就是搏击豪强，勒令豪强退田，最著名的就是令前朝首辅大学士徐阶退还接受投献和借势强占的民田。既有研究大多只描述海瑞如何勒令徐阶退田，却殊少探讨海瑞何以要令有恩于他的前朝首辅大学士徐阶退田。这就需要我们具体考察其时江南乡绅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实际情形。

现有研究表明，江南自明中期起，科举考试进入最为成功的时期。科举成功固然是一个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但获得了科考功名的各个层次的士子以及后来出仕为宦者，均获得了朝廷赋予的优免赋税徭役特权，江南本来就极为繁重的各色赋役负担就集中转嫁到了广大没有功名的普通民众头上，使得小民的赋役负担更加沉重不堪，而一些奸黠之徒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就采用投献田产等手段以求得身份性地主的庇护，田产所有也就更加悬殊，承应差役更偏枯不均。诸多江南缙绅更是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小民田产，弱肉强食、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又滥用优免特权，大肆隐漏纳税田亩，将应纳赋税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民头上。在承担徭役和占有田产方面，士绅特别是声势显赫的在任官员和致仕家居的乡宦，一是不择手段拓殖田地产业。按照华亭乡绅何良俊的说法，自武宗正德朝开始，江南“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后来则一中进士，“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到嘉靖时，江南士人“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身为殖生阶梯”。隆庆时，巡按直隶御史董尧封奏，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诡田1595470亩，花分田3315560亩。万历中期，常熟知县谭昌言说：“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役，贻累闾里，身殁而子孙为流庸者多矣。”以致华亭人范濂说，当时缙绅“营营逐利，虽有陶朱、猗顿之富，日事干请，如饥犬乞怜”。二是肆意奴役乡民。缙绅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有材料载：“淞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甓亦取给于彼。一日，有老佣后至，钱责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其砖亦多取自旧冢中，无足怪者。'”可见缙绅自家中琐事至兴筑工程，随意役使乡民已成习惯。三是纷纷接受投献，蓄奴成风，所谓“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明代仕宦享有蓄奴特权，他们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蓄养奴仆。范濂称，“自乡宦年久官尊，则三族之田悉入书册……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银一千余者”。顾炎武论江南士大夫蓄养奴仆之风时也说，江南士子“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愿，多半却是因为缙绅大户独多，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役负担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投靠势家以求庇护。事实上，不少豪强巨绅的万贯家财，正是些家人义男从小民处掠夺勒逼来的。四是诡寄转嫁赋税负担。嘉靖中期，大学士昆山人顾鼎臣说：“因念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钱粮渊薮，供需甲于天下，而里书豪强蠹弊日甚，纠结群党，欺罔朝廷，靠损小民，每岁上下通同侵分钱粮以千万计。目击耳闻，感激于中，乃于嘉靖六年、九年二次奏……经今一十余年，未闻有守令一人遵奉举行查出虚捏坍荒田地一亩，清出飞走欺隐税粮一石者。”当地方官员要厉行改革清查钱粮时，乡宦更是借势阻挠，百般抵制。其恶劣行径，以致顾鼎臣愤恨地说：朝廷“上念国计，下恤民艰，锐意刬革田粮蠹弊”。苏州知府王仪“颇能仰承德教，尽心竭力，作而行之”,“奈何各县乡官不存天理，不审事势，不畏国宪，造言生谤，百端阻挠”。

上述乡宦巧取豪夺民田民产隐漏赋税钱粮的种种恶行，甚至连日后以拥有田产著称的徐阶之弟徐陟自身也承认，并奏请朝廷予以限制。何良俊更总结嘉靖、隆庆之际江南人身依附关系的现状谓：“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可见，海瑞出任应天巡抚之时，正是乡绅肆意侵夺小民田产，江南土地所有极度悬殊、主佃矛盾极端突出的时期。

海瑞目睹现实，充分意识到“苏、松、常、镇赋役不均，是第一事”。他于松江府华亭县告状所准最多，盖因其地乡官势力最盛，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怨恨最深，而徐阶就是最为典型的乡宦。华亭人徐阶，长期担任大学士，嘉靖末年参倒权臣严嵩，一系列举措深得人心，号为名相，声势极为显赫。隆庆元年致仕乡居，“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店铺于京师，纵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埒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其弟徐陟，三个儿子徐璠、徐琨、徐瑛，更大肆接受贫弱小户的身份和田产投献，购买或者强占民田，广蓄奴仆，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假借”。同县人孙五，就曾将值银1500余两的田产等项进献徐府，充为家人，改名徐五，徐府给其银二万两，让其在原籍开张典当铺面，违禁取利。据说徐府“有田二十四万亩”，平时其“子弟家奴暴横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这样的乡宦豪强，成为影响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黑恶势力，地方政府要想顺利施政，必须对这样的势力采取限制措施。海瑞一心为民，纯然为公为朝廷为地方，就无法顾及与徐阶的私情。据说江南人曾听海瑞表明心迹，说“江南有一株大树，吾欲连根而去之”。海瑞要解决问题，乃以徐阶为突破口，勒令其退田。

徐阶拥有的田亩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或如上述有24万亩，或谓“传言有田十八万亩，诸子嗜利，奴仆多藉势纵横”。而徐阶自称，“至于家下田宅，虽不敢言无，然亦原无十万，郡县册籍俱在可考。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征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其明白置买者，除奉某某教令退还原主及因田租无收卖去已及三分之一，余二分正在典卖”,“家下田亩，其载书册不过二万，册外又无别户，不知所谓四五十万者安顿何处”。徐阶友人王畿曾当面责令徐阶，有田20万亩，何不减损，徐阶并未否认。徐阶所说所有田产，是在海瑞令其退田之后。后来苏松兵备道蔡国熙仍令徐阶退田，惩处徐阶的儿子，据说“没其田六万亩于官”。可见，合计先前应海瑞之要求退出的田，因田租无收卖去之田，徐阶原来有田至少在20万亩左右。

海瑞令徐阶退田，是否如上疏弹劾他的吏科给事中戴凤祥等人所说，接受告诉词状，并“无放告日期，旅出旅进，动盈千纸，累涉万人”，断令退田，“则不拘远近交易，违例问断，又不详审干证，随告随给，真伪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无交，或以彼此情愿而作逼献”,“或称投靠以吓其白还，或云占匿以肆其夺取”呢？海瑞其实深知江南好讼，告诉成风，而且日盛一日，民间甚至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因此要求百姓“今后告状从实致词，不得一语架空，自取重罪”。但又担心州县官日以迎送过客为事，而以小民诬告为借口，连正常的民间词讼也不受理，使诬者惧之不来，连实者也弃之不理，使含冤之人不得申雪，因而要求州县官均要及时受理。他并非没有放告日期，对正常词讼，按旧规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只对人命、强盗、贪官等重大讼事，才不拘日期随时可以抱牌控诉。民间告状，确实数量巨大，一到放告日，动辄在三四千件。对于投诉，海瑞也不是真伪不分，一概断实，大约每20件只准一件而已，只是因为华亭县乡官夺民田产最烈，小民告诉乡官夺产事例将近万人，故所准案例才最多。所准夺田案情，也只是投献之产和并无断卖文契而被乡官占夺者。以海瑞之明断，自然不会不分真伪，不辨是否诬告，而一概准状的。

海瑞勒令徐阶退还的田亩有多少？文献无载，至今也并不清楚。海瑞勒令徐阶退田，徐阶曾交出愿退田数的田册，但海瑞认为未到位，不予接受。海瑞致信徐阶道：“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昔人改父之政，七屋之金，须臾而散。公以父改子，无所不可。”又致信首辅大学士李春芳：“存翁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海瑞的心迹，是要徐阶退出投献和不法占有的田产一半以上，当在五六万亩之数。

海瑞的退田主张是否实现了呢？天启初年的大学士乌程人朱国桢认为：“徐华亭在事既久，家产又多，子弟奴仆，难道无得罪上官乡里处？又与高中玄（指首辅大学士高拱——引者注）隙末，归田之后，蔡春台（指苏松兵备道蔡国熙——引者注）备兵苏松，性素强直，一番扰攘，自然不免。其归过于高、于蔡，又或归之海忠介，考海公抚吴日月，徐事已渐解矣，皆揣摩之谈，不足信也。”而由上述海瑞与徐阶两人往复的信札来看，退田显然是部分实现了的，朱国桢的看法未免与实际有出入。海瑞令徐阶等江南乡官退田，一时之间势宦权豪敛手屏息，甚至有出走以避风头者，江南百姓受惠不浅。

海瑞勒令有恩于他的前朝首辅大学士徐阶退田，毫不手软，则是否如范濂所说，是“有意鱼肉”徐阶呢？海瑞曾致信首辅大学士高拱道：“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人言纷纷，盛传海瑞有意让徐阶难堪。海瑞又致信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吴时来，表明心迹，“人言之讹，勿听之可也”。海瑞还曾致信徐阶之子尚宝卿徐璠，透露勒令其父退田苦衷，是因为朝廷的纪纲法度，被其父坏尽。很明显，海瑞抑制徐阶，既是为了百姓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明王朝在江南的整体利益，要徐阶不为己甚，不能无视纪纲法度，无限膨胀。其实在此之前，作为徐阶友人的王畿，就对徐阶拥有如此广袤的田产担忧，劝徐阶减损田产以免祸。明人尹守衡记其事甚生动：徐阶二子太常卿徐璠和少卿徐琨皆“贪鄙好权利”，在北京置私邸，积产数万金，有奴经营于苏州，颇为强横，被苏州知府蔡国熙整治。徐阶家居，“其友人王畿规之曰：‘田至二十万，盍损诸？’阶唯唯。既而子姓共短畿，曰：‘是且婪民财为作说客耳！’阶亦唯唯。畿复诘之，阶曰：‘小儿辈意殊不尔。’畿曰：‘子何溺儿女子言，不能以父制命哉！行见子之及于祸也。'”明白人均已意识到这一点，徐阶放纵两个儿子仗势敛财，其家人更借势招摇乡里，广积田产只会招来地方百姓的怨恨。据朱国桢记载，徐阶父子子弟广积家产，奴仆众多，为恶乡里，甚至怂恿家人对苏州知府蔡国熙也极为无礼。海瑞巡历松江，控诉乡官夺产者将近万人，海瑞向府县官问故，群口回答，民众今后可能会反；再向生员问故，又群口回答，民众今后可能会反。海瑞感觉到民众忍无可忍即将爆发积怨的气氛。为富不仁，积产招怨，由海瑞的感觉和朱国桢等人的记载可以推知，当时江南民众对徐阶等势宦的积怨已深，势豪与贫弱下户的矛盾正日趋尖锐，不加节制，势将大乱。在此情形下，海瑞勒令徐阶主动退田，实际上也有为徐阶减除民众怨恨的因素在内，消解或减弱与民众的对立情形，是乡绅安然家居的必要条件。

对此，时人虽认为海瑞对徐阶诛锄太甚，但也认为实有益于徐。当时遭人告发侵占田产的沈凤峰是这样看待此事的：徐阶于海瑞有厚恩，海瑞“闻其纪纲多怙势，故有意惩之，欲为徐氏敛福”。于慎行也说：“世谓海受华亭恩厚，以是窘之，为负义。其实有益华亭，然于报施之义则左矣。”朱国桢在记叙徐阶子弟对蔡国熙的无礼后也议论道：“果有此，则蔡转臬司，而治徐非过，即谓之爱徐可也。”时人大多认为，海瑞、蔡国熙先后勒令徐阶“限田”，不致使徐阶与地方普通民众的矛盾激化，实是“爱护”、有益徐阶之举。万历末年，曾为湖广学政的华亭乡绅董其昌的宅第被民众焚毁，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奴变，就是乡绅不知节制大肆苛剥小民的结果。江南社会的走向表明，海瑞勒令徐阶退田，节制其居乡行为，对徐阶安度晚年实是有益处的。

对于海瑞针对徐阶等乡宦的诛锄约束措施，时任辅政大臣也是支持的。海瑞令徐阶退田时，大学士张居正答复海瑞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后来，首辅大学士高拱连连指令继任巡抚朱大器道：“夫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而遂谓其尽不善，亦非也。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作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创始甚难，承终极易。海君当极弊之余，奋不顾身，创为剔刷之举，此乃事之所难，其招怨而不能安，势也……如以为戒而尽反其为，则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岂惟非国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苏松田粮不明，小民受累已极。若不一一申白，徒为容隐，则困何时苏也？今宜将田地粮石尽行查出，要见在民纳粮者若干，其为势豪侵占而小民赔纳者若干。势豪为谁，并名下地亩逐一开出奏闻，下部议处，庶可有厘正之期。不然，民困愈极而事有他出，非所以为安也。”隆庆四年，张居正致信巡抚朱大器道：“存斋老先生（指徐阶——引者注）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指隆庆三年复任大学士的高拱——引者注）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万历三年，升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致信应天巡抚宋仪望说，“里甲、经催、投靠，优免四者，正吴人受病处”，而之所以养成此病，实由于嘉靖末年巡抚周如斗和隆庆四年巡抚陈道基放任所致。四年，张居正又致信应天巡抚道：“政府入人言，恶吴中士夫赖粮之说，似别有所指，不为丈也。异时每闻存翁言，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次年，张居正又在致应天巡抚胡执礼的信中说：“盖吴中财赋之区，一向苦赋役不均，豪右挠法，致使官民两困，仆甚患之。往属阳山公（指万历元年出任应天巡抚的宋仪望——引者注）稍为经理，而人心玩愒日及，一旦骤绳以法，人遂不堪，谤议四起，然仆终不为动，任之愈力。今观公所措画，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积岁恃顽强梗，咸頫首祗奉约束，盖至是吴人始知有法，而阳山公之经理于始者，赖卒成之矣。虽然，此吴人之福，而彼不知也。”海瑞搏击豪强的退田等举措虽未实现，而继任者对江南士绅的看法与海瑞是基本一致的，并且直到万历年间一直沿用其做法。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虽然与徐阶的私谊不同，但从朝廷、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出发，对海瑞的做法也都是持支持态度的，要求接任者不要改易海瑞的正确做法，可见海瑞整治乡绅，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符合国家、地方和百姓的利益，不放任乡绅过分胡作非为，对其调和与民众的矛盾也是有益处的。

正因如此，连深受海瑞诛锄之苦的当事人徐阶也不得不说：“敝乡近来甚为新政所困，然刚峰初意亦出为民，只缘稍涉偏颇。”华亭县的另一个乡绅何良俊对海瑞颇多怨言，但也承认：“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海瑞一心为民，唯从地方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接受民间诉状，体现民间疾苦，大胆为民申冤，敢于抑制豪强的行为，损害乡绅的利益，不仅得到百姓的拥护与朝廷的支持，也为异议人士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