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佩与怀念——忆几位国民党元老对援绥运动的支持
为了救亡图存，1935年、1936年这两年中，我和许多同志参加了南京救国会的活动。在当时“爱国有罪”的情况下，这个活动是在艰难困苦、饱经风险中进行的。但当时我们的救亡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几位元老和重要人物的支持，尤其是在援绥运动中对我们的支持，这在当时简直是雪中送炭，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他们已经长眠在地下，不能同我们一起欢庆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深深地怀念他们。
记得那是1936年11月的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蒙奸侵略绥远，绥远军民奋起抗击入侵的日寇。“南救”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准备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性运动，打破南京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救国有罪，死气沉沉的局面。当时“南救”是秘密进行活动的，要发动公开的援绥运动，必须有国民党上层人士出面，才能实现，否则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甚至会遭到镇压。
张西曼教授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他是援绥运动的热心支持者，力主停止内战，对日实行绝交、宣战，但他的建议不但被蒋介石拒绝，而且原定委任他担任湖北省主席的决定也被撤销。他退而从事边疆问题的研究。“南救”从酝酿筹备时起，就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他定期给救国会的同志分析南京政府的政情，帮助联系国民党内倾向进步的中上层人士。这对救国会的工作是很有力的支持。“南救”与王昆仑、许宝驹、张西曼等密切配合，冯玉祥将军也大力支持，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覃振、居正、吕超等，发起支援绥远军民抗日运动。张西曼整日和我们一起研究工作。他表示：完全同意这次援绥运动，要力争公开，场面越大越好。他很有把握地说，能动员好多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特别是华北、西北籍的委员来参加大会。
援绥大会在中央饭店大厅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等国民党左派元老也都到场签名，并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来主持大会。张继字溥泉，早年参加黄兴等创立华兴会的活动，后加入同盟会， 1921年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大会上张西曼教授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使与会者为之动容。当时张西曼教授不顾及自己的地位，不怕特务的注意，这种爱国行动是勇敢的，难能可贵的。
那次援绥大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使“南救”的爱国活动公开化，群众化了。而国民党特务看到有张继这样的元老主持大会，同时还有许多国民党的著名人士参加，也不敢公然蠢动了。
许宝驹是国民党老资格的党员，1927年北伐军光复浙江时，他是浙江省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他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总务处长。他思想一贯追求进步，与王昆仑的关系很密切，对救国会的活动很关注。他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政府对待救国会的态度。“南救”许多重要事情我们都与他商量。许宝驹帮助救国会开展工作，从不考虑对自己安危的影响。援绥大会后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举行公开募捐活动，他将自己的住宅作为办公地。这个运动一直深入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学校以及工厂、商店等，在南京影响很大。
在同情和支持救国会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还有梁寒操先生，他是孙科的亲信，任立法院秘书长。在王昆仑的影响下，他在思想上认为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误国误民。蒋介石“十年剿共”，唯一的结果是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因而梁寒操对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同情，我们去找他商量事情，他热情地提供了意见。
国民党政府中有不少爱国有志之士从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关系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我相信，历史学家撰写抗日战争史时，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贡献的。
（志敏 整理）
原载1985年9月13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