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研究的精神境界及问题意识

王桧林

我很高兴，张皓在出版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之后，又写了《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一书。这表现了一位学者勤奋的治学精神。年轻一代史学研究者的勤奋治学精神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承载着我们这老一代史学研究者的希望和史学的未来。

由于对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惊人话语引起了我的无限感慨和深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对于“大科学时代”、“小科学时代”他没有具体说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专搞技术的人是很少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怜，可以说是“小科学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至今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和搞技术工作的人比过去增加得太多太多了，国家投入的经费更是不知多了多少倍，可以说是“大科学时代”。可是，在前一个时代却出了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后一个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没有或几乎没有大科学家。这种状况对我们史学界来说是否相合呢？我认为完全相合。

1949年以前，国家的史学研究机构只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那里才有几个历史学者呢？那时全国的国立、私立大学并不多，若干大学设有历史学系，历史学的教授和研究者是很少的。而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历史的人就有很多了。各个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都设有历史学系，有很多历史教师。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教授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教师。各省市自治区都设有社会科学院，其中都有历史研究人员。中共中央有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党史研究室。这些机构中有大批党史研究人员。这样庞大的史学研究队伍加在一起是要以千计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涌现出来的大史学家有几个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这要由历史去检选，但数量很少很少总是可以说的。自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来，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显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成为整个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没有一部具有创新性的有中国史学理论特点的成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呢？这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吗？不过上述情况并不是说中国史学出现了危机，这半个世纪中我们出版了许多史学专著，发表的史学论文之多简直无法准确统计，涌出的小史学家数量是很多的。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才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的方面说就是：我们的国家缺少科学创新的社会机制和学术环境。在政治囊括学术的情况下，政治指导思想是尤为重要的。这些对个人来说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客观条件之下，研究者尽量摆脱不利条件的局限争取较好的研究成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者要想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就只有更多地依靠个人主体作用的发挥了。

我认为不管研究什么问题都要立志于超越，着眼于超越。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不超越就无所谓创新。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一定是在重大问题上有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当然立志于超越不一定就能做到超越。但是如果想都没有想到，又如何能做到呢？我衷心地希望中青年历史学者首先立大志，再下大工夫，把我们的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想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当然包括大史学家）都会具有三方面的过人的优势（当然不是没有别的优点）：一是知识，二是智慧，三是精神境界。第一点很容易理解，没有丰厚的知识是成不了大家的，这里不多谈。

关于第二点，先从侧面谈起。我国小说中或史书中说到对某一个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往往有上中下三策，今天在对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出决策时，往往甚至一定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或方案，越是发扬民主，不同的意见就越多，这时“上中下三策”问题就出来了，智慧就在这种地方表现出来了。至于什么是智慧，很难有明确的定义。我想大哲学家程颢的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应当就是高级智慧的表现。有高度的智慧就能对事物看得真、看得远、看得清、看得透，能对杂乱的事物分析出条理来，总结出理论来，能把一般事物中被遮掩着的道理揭示出来。很难说用什么具体办法就能做到这些，但要做提高智慧的修养功夫。怎样提高智慧，恩格斯的一段话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他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挥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经典哲学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人类智慧的载体中学习智慧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第三点说精神境界。精神境界离不开道德修养，所以我把道德修养包括在里边。关于人生境界的论述中国古已有之。近若干年来学术界腐败之风流行，学人道德品质的堕落引起社会的关注，特别对那些“大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所谈的一些话非常中肯。他说：“我一直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这底线叫法律；一条是高线，高线叫道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社会上所有的人群都在这两条线内游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分出层次来？比如法官、院士、教授……你是希望他在底线那儿游荡么？肯定是希望他们靠近上线的。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我看到的另一篇文章中说：“今天的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护者。”对上述这样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解放企业的心灵》是一本关于企业文化的著作，令我吃惊的是，书里在论述人类的高层次的意识时说：“在这一意识（指作者所谓的‘超凡意识’）状态下，个人会体验到与天地万物的紧密联系。我们开始认同人类和地球，完全能够欣赏地球之美以及地球上动植物之美，并认识到所有生命形式之间是互相倚赖的。在这一层次，我们不再满足于有意义的工作，而是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真正地为世界带来变化，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寻求与他人建立合作，以便提高自己的效率。如果无法通过正式工作发挥作用，我们会寻求成为社区志愿者以及社会及环境的保护者。”“在这一层次（指作者所谓的‘一体意识’），认知者与认知的对象之间没有界限。人类的自我与万物的自我相融合，我们与世间的万物融为一体。我们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够为现实带来变化，能够对万物有益。我们认识到，为他人做事，也就是为自己做事。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我们开始关心全球的状况，我们开始过着服务人类和地球的生活。”上面两段话是该书作者对企业家说的，那么，对于作为“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的法官、院士、教授，对于“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护者”的学者，是否也应该这样要求，甚至要求更高呢？我想是应该的。《解放企业的心灵》一书所谈的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人类与万物的融合，类似冯友兰所说的人生的“天地境界”，而他所说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服务人类和地球”又类似冯所说的“功利境界”。本书所论述的旨意是本着“超凡意识”、“一体意识”的崇高精神和心态去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使自己做的事“能够对万物有益”，这样日常工作就具有了高尚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对学者，特别大学者，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精神境界的要求、学术境界的要求，就不再是玄虚的空谈了。我想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是在崇高的精神状态下从事自己的工作的。把话拉回来，絮絮叨叨地谈了上面的话，无非是希望我们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中能够出现新时代的大史学家。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问题：“问题意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研究任何事物都是研究问题。但是近些年来，似乎受到学者特别的关注，不少文章提到它。这是思想解放、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谈论“问题意识”的文章一般都援引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他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这些话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它是伟大的科学家说的，所以不断被人引用。但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否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每一位学者身上表现是不同的，而这关系到一位学者学术成就的大小。当今的学者提倡“问题意识”是很有意义的。

问题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宇宙为何物，小可以小到基本粒子和纳米技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头脑中总是萦绕着下面的问题：（一）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动中的国家，这个变动过程到今天还在继续。它是怎样变的？将要变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由于近些年中国的急剧崛起，已经成了世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世界诸国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策略问题。外国应对中国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如何演变。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呢？

（二）刚刚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有数千年高度文明的中国，会出现那样全国范围的疯狂的、野蛮的、残暴的、向人类理性挑战的群众运动？难道这些不是中国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吗？民族性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是有社会文化基础的。如果不克服中国民族性中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消极破坏成分，一味笼统地宣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东方价值观”，能够构建和谐社会吗？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吗？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并没有彻底消失，今天的“愤青”问题中就包含着那样的成分。我总认为对“文革”做认真的反思和检讨，从中吸取教训，对认识我们的历史、观测我们的前途、校正我们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是有极大的益处的。

（三）为什么中国长期进行无休止的中西文化的争论？中国的国门被外国列强用枪炮轰开之后，中国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外国人闯进来，二是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从此被迫地、迎拒兼行地、曲折地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中西文化（广义的文化）之争实际上是中国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模式之争、中国发展前途之争。这些争论中有全盘西化论、以中化西论、中体西用论、中西文化调和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论诸种说法。各种不同的主张有时在思想界突现出来，公开争论，有时隐蔽而未显。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还有这种情况，在这个思想领域、学术领域是公开的，而在另外的地方则是隐蔽的。这种隐蔽有时不是有意造成的，是人们还未觉察到；有时是人们已经知道了，而不愿揭示出来。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长期争论不休，成为突出的关系国家前途的问题，恐怕只发生在中国。在当前这个世界上，多样性的文化并存，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同在。在经济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还要快速上升，这是硬实力。但我们在软实力方面显然还是落后的。我们拿什么先进的、优秀的、普世性的文化、领先的思想贡献给全世界呢？如果没有，怎能在整体上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呢？先进的文化必须有深厚的根基，这方面我们具备充分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当今世界新涌现出来的高端问题，为世界的前途指明方向或提供思路，以至于提出构建良性国际关系的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融入世界体系之中，探知世界的问题，对世界的先进思想学说融会贯通，与人类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这样才能站在世界潮流的前沿，向全人类讲话。不然，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只能是一句大话、空话。

（四）苏联解体、俄罗斯转型，从而终止了世界历史上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我们怎样认识和应对呢？这个事件对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内部影响不大，对它们的影响只是在国际战略策略方面，而对中国则是两方面都有，对内部的影响更为巨大。中国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新建立的国家制度是仿效列宁式的苏维埃制度。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的国家。随后他组织了共产国际，把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推向全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激进的政党、激进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工人组织以及不满现实追求革命的人们向往的中心，俄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世界上不少的人认为俄国开创了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新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干年内，“学习苏联”是基本国策，体现着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方向。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经历者都知道，那时对学习苏联有异议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似乎没有人公开反对学习苏联）。不久之后发生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次大决裂（第一次是列宁与考茨基的决裂）。中国共产党严厉攻击的是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中国争论的目的是捍卫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事业，推进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受中国人极端崇敬的大力保卫的已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竟然在转瞬之间消失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复辟了。随之而来的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这是一次人类根据自己设计的方案改造旧世界构建新社会的伟大试验，但是失败了。人类自己创造了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但并没有完全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它。这个重大事件给全人类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一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震惊了全世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苏争霸的冷战历史的结束。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面对这种现实，中国人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总结出什么经验，都是关系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的问题。在苏联东欧剧变发生之后，有的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曲折”。这种说法能解释什么问题呢？

上面说到了四个问题，当然不是说重大问题只有这四个，但是我觉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超不出上述四大问题涉及的范围，总与这四个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历史研究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任何一定时空中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方面要深入其中，进行细密的考察，如此才能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详细情状；另一方面要出乎其外，把此一历史事件放在产生此一历史事件的大时空中加以考察，如此才能对此一事件做出准确的定位，做出准确的评价，克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任何历史研究者都要详细占有材料，做细密的思考，但是没有第二方面的功夫，是成不了大历史学家的。我想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道理吧。我们知道“天人之际”是中国思想家最高的命题，而司马迁的史学要探究这个人类社会总体问题；“通古今之变”是把中国历史从开端到当世的演变做古今贯通的考察。要做到，至少要注意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

“问题意识”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具备它。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应用，可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张皓早就定下来的课题。这个问题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并发表了多项成果。但是张皓有进一步的思考，在原来的问题中去抓深一层的问题，透过派系斗争去看政治制度的设置和运作。任何政治制度、政府机构必须运作起来才能实现它的统治功能。张皓的新著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就把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表现出新作的特点。大概这就是“问题意识”的发挥吧。当然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可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下去还可以出些新的成果。

过去我对我的学生提出较高要求的时候，常常转身站在学生的角度，这样发问：“老师是不是给我们做个榜样呢？”我说：“那种要求我没有做到，今生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我的话有道理，你们不要因人废言就是了。”现在我对中青年历史学者提出高尚的希望的时候，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心情的。

2009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