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者论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

王志林 余冰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贡献。恩格斯也就当然的不仅成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成为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个“不可绕开 (unvoidable) 的伟大探险者”。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不仅涉及对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者还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对恩格斯之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不仅涉及了对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对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和贡献以及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和结论。正确地分析、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研究成果和观点，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进而促进我国学界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

本文拟以笔者所了解和掌握的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材料为基础，从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总体性影响、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论题和观点的确立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传的贡献，这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进行介绍。

一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总体性影响

与西方的一些政治学或者马克思研究者不同，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将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对马克思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并将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并称为影响世界的三大经济学家。同时，他们认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并将恩格斯看成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首先分析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总体性或者说一般的影响。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总体性或者说一般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恩格斯是马克思从哲学和社会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向从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领路人”。例如，熊彼特说，马克思“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因为，“他 (马克思——引者注) 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不仅如此，熊彼特还进一步地评论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恩格斯) 甚至可能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帮助教育了马克思，因为他在那时候远远走在前头。”马克思“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后来，持与熊彼特相似看法和观点的著名学者与政治活动家道格拉斯·多德 (Douglas Dowd) 也证实说：“在这里略作补充还是恰当的：在恩格斯的敦促下，马克思是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过程的。他的第一部相关作品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马克思走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的道路，恩格斯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和“敦促”下，马克思走上了后来的漫长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分析和批判的道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正是这样，才有后来的马克思的一系列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著作，特别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鸿篇巨制《资本论》。

(2) 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在的理论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 (Gareth Stedman Jones) 在其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恩格斯词条”中，明确地指出：“在形成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鲜明态度的过程中具有真正重要性的，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出版于1844年。1859年，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承认这一大纲是‘天才的’(马克思，1859年)，其影响在马克思1844年的著作中非常清楚。”从琼斯的这一论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特别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确立和表现出来的内在的理论态度和价值取向，对于后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理论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确立有着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恩格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理论态度和价值取向。

(3) 恩格斯将德国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非常熟悉，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而且，恩格斯对于古典经济学也是非常熟悉的，并做过深入的研究。布劳格说：“恩格斯精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从而他促使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吸取精华。”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 (Eric Roll) 直接地指出：“恩格斯早就熟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曾发挥了对它的批判。……恩格斯在一篇由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短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里阐述了他的看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形成了一种将德国的“黑格尔式”分析方法和古典经济学相结合并用“费尔巴哈(Feuerbach) 式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表达的独特的分析和表达方法。例如，琼斯指出：“《大纲》标志着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共产主义’部分与政治经济学的首次系统交锋。共产主义的抱负是用费尔巴哈 (Feuerbach) 式的语言表达的，而分析方法却是黑格尔式。然而，正如有人最近所证明的 [克莱斯 (Claeys), 1984年]，恩格斯这一批判的内容主要是他早年曼彻斯特生活的产物。因为恩格斯的这篇论文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蒲鲁东 (Proudhon)的《什么是财产？》(1841年) 外，主要来源是约翰·沃茨 (John Watts) 的《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与虚构》(1842年)，它摘要记述了欧文 (Owen) 为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主张而提出的例证，在这—阶段，恩格斯本人对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了解似乎主要是间接的。”恩格斯的这一独特的分析和表达方法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并为马克思所接受、发展和完善。正是因为如此，琼斯说：恩格斯的这一独特的分析和表达方法为“马克思彻底超越政治经济学和私有制的明确范围的理想提出新思想的方法，并巩固这—理想”。

(4) 恩格斯注重对于实际进行调查，并以大量的实际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贡献。恩格斯由于其独特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经历，使其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这就是，恩格斯在十分注重对于理论的研究和学习的同时，注重对于实际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利用资产阶级工厂中的一些报告等资料来进行研究。早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中就表现出这一研究方法。恩格斯的这一学习和研究方法也同样的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及其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就是大量地运用资产阶级工厂中的一些实际资料来进行研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说：“他们属于最早借助于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信访部门的报告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其所撰写的《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明确地指出：“理论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对此，西方经济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评价为“可以作为一切科学研究者的座右铭”。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恩格斯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能够忽视的。

二 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的论题和观点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者不仅对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总体性 (一般) 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他们还对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1) 恩格斯首先对于马尔萨斯 (Malthus) 人口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琼斯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抨击了马尔萨斯 (Malthus) 人口理论”。虽然，恩格斯的这一批判“是紧紧追随艾利森 (Alison) 和沃茨的”，但是，恩格斯对于马尔萨斯 (Malthus) 人口理论的这一批判，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并为马克思所接受。笔者认为，西方学者的这一看法是对的。因为，从以后马克思对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态度来看，就是如此。

(2) 恩格斯对于蒲鲁东的批评，为马克思超越蒲鲁东提供了帮助。西方经济学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的伊始是受到了蒲鲁东的影响的。但是，马克思很快地超越了蒲鲁东。在马克思的这一超越过程中，恩格斯起了巨大作用。琼斯说：恩格斯关于“一切类型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的假定分不开的”的这一论点，对于恩格斯本人和马克思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恩格斯来说，“这意味着比蒲鲁东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蒲鲁东的平等工资的观念会导致被认为是‘抽象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他的劳动权利概念是以私有制为先决条件的。蒲鲁东没有认识到劳动是私有制的本质。他的批判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他没有‘把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形式，如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等……看做私有制的形式’(马克思，1844，第312页)”。对于马克思来说，恩格斯的这一论点“给马克思留下特别深刻印象”，为后来马克思超越蒲鲁东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提出新的经济思想起到了“巩固”的作用。

(3) 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析了“竞争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琼斯说：“恩格斯在抨击了马尔萨斯 (Malthus) 人口理论后，抨击了竞争本身”，“因为竞争没有提供调和总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机制”，“自我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引起垄断”。而且“竞争作为私有制的固有规律，导致财产的两极分化和集中。因此，竞争条件下的私有制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恩格斯的这一观念对于马克思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给马克思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4) 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规律”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试图证明，一切类型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先决条件，而竞争又是以私有制为先决条件。琼斯指出：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先决条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而竞争是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引起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类型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的假定分不开的”。

(5) 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析了地租理论。琼斯指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分析了私有制与竞争规律之后，“接着分析了地租，把李嘉图差别生产率的概念同斯密和T. P·汤普森 (T. P. Thompson) 的以竞争为基础的概念对立起来。有趣的是，在这一分析中，恩格斯既不同于沃茨，也不同于蒲鲁东，他拒绝了劳动理论的激进形式——对劳动的全部产品拥有权利——举出了需要抚养儿童的例子，并且对计算产品中劳功所占比重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也就是说，在琼斯看来，恩格斯是先于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了地租理论，这为后来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租理论开了先河。

(6) 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恩格斯首次提出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论断。琼斯指出：“恩格斯把竞争描绘成一条规律，它会产生它的对立面——垄断，消灭私有制和革命，这样，他先于马克思断言‘自由贸易制度’是个通过其固有规律的作用定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不仅如此，琼斯还指出：“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部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结论。他指出，引起‘工业革命’的竞争规律创造了—个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构成工人阶级运动发展基础的唯一线索是克服竞争的尝试。这一分析预示着《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即资本家正在造就他们自己的掘墓人”也就是说，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恩格斯不仅通过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而且，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对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的调查、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一伟大的革命性结论。有意思的是，琼斯的这一观点和结论与列宁的观点和看法是惊人的一致。列宁在他所撰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指出：恩格斯在英国认识了无产阶级。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7) 恩格斯对于妇女解放的经济学分析不仅开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先河，而且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西方经济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的开端‘正是起源于性生活的分工’，只有在后来才从天性、需要、偶然事件等等中‘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出来。后来，恩格斯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提出家庭的性别分工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障碍。他提出，这样的解放‘只有在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转化为公共事业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认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劳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她们获取自由所必需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恩格斯(Engels) 观点——“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与他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1891，第221页)”——和马歇尔 (Marshall)所持的更为传统的立场相比较，马歇尔认为，“如果我们把文明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比，或者把英国的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比，或者把一种行业……与另一种行业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日益懒惰几乎是与妇女所干粗活的数量一起变化的(1961，第565页)”。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恩格斯首先提出并分析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最终的、详细的论证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但是，恩格斯毕竟提出了这些问题。

三 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者指出，恩格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传播也是功不可没的。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 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及其整个理论的“诠释者”。海尔布罗纳说：“在葬礼悼词中，恩格斯说：‘如同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进化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这些赞美之词也许有些夸大，然而，恩格斯却是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这样一种观点的非凡重要性，即马克思把历史进程视为社会阶级争夺最高权力的舞台。就像弗洛伊德教会我们透过个人行为的外观而把握人们的心理过程，或者像柏拉图教会我们透过未证实观念的表象来把握所掩盖起来的哲学问题一样，马克思也教会我们洞察历史，而不是观看历史。”约瑟夫·熊彼特说：“这里谈一谈十六、十七世纪的国家传奇 (Staatsromane)。这种传奇的名称‘乌托邦’，源自这类作品中最为成功的那部作品的标题，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我们必须把乌托邦一词的这种含义同马克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短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区别开来。根据F．恩格斯 (1892) 的定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指的是这样一些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a) 脱离于实际群众运动，(b) 不去证明存在着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可以观察到的经济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莫雷利的《自然法典》(1755) 确实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萨缪尔森也同意这一看法。

(2) 恩格斯为马克思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宣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马克思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宣传者”。刘易斯·A．科塞在《社会思想名家》中说：“恩格斯的为人比马克思更现实、更实在、更爽朗一些。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是一个稳定的现实性磁极。埃德蒙·威尔逊写道：‘恩格斯给马克思抽象的、苍白的无产阶级形象增添了血肉，并把这一形象置于家庭和工厂的背景下。’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很可能永远无法从那些深奥的推论中解脱出来，这位孤独的研究者在大英博物馆里很容易沉溺于这类推论的。”约瑟夫·熊彼特说：“我们借此机会再提一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影响的书，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英译本，1887)，这本书的影响至少在德国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正统派的圈子。”

(3)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者在他们撰写的经济思想史中都注意到了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做的工作。他们认为，恩格斯的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没有做太多的工作，但是，许多学者都提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例如：托德·G．巴克霍尔兹在《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中说“恩格斯曾试图催促他以便使他有种紧迫感，但是马克思始终保持着一种慢得令人痛苦的、学究式的步伐。为了找到一个愿意按他建议的版式出版《资本论》的出版商，马克思真是费尽心机，苦不堪言。恩格斯只好劝告这位固执的共产主义者：‘这次得稍微有点商业意识吧。'”也就是说，没有恩格斯催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是不会在1867年出版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应该是很慢的。

第二，恩格斯继承并完成了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整理、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并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出版做了准备。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者都较为客观地提及并研究了这一问题，承认这是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最为巨大的贡献之一。例如：熊彼特评价说：“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出版第二卷，而恩格斯不得不从未完成的手稿中去编订第二卷 (1885) 和编辑第三卷 (1894)，这个事实被反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意味着承认失败：他们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他的体系中存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特别是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因而不肯继续出版。可是，从《剩余价值学说》能够看出，当马克思刊行《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完全知道，并且计划好了从他的批评者看来似乎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东西。诚然，他的通信证实了这个事实：他的耽误了第二卷完成的理由，读来是不太令人相信的。但这肯定能够用一个年龄日增因而畏惧做出新的努力的有机体所具的日益增长的阻力来解释。可见，上述事实不能用来证明我的解释不对。我宁愿做出这种解释的正面的理由，是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工作方法，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所具有的了解——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难并非是不可克服的。这同我所持有的马克思的体系有着严重错误的信念自然是毫不冲突的。我只是说，他可以不违背逻辑——那他就总得要违背事实——而提出一种广泛的经济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对于恩格斯的这些工作，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不仅如此，有趣的是，西方经济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一研究的困难进行了分析。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说：“他们是很有趣的并且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困难在于，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人；作为一个人的马克思隐藏在作为一个形象的马克思的后面，而恩格斯则在马克思的影子的后面。”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者还指出，“他 (恩格斯——引者注) 以前对该理论极其重要的贡献被人遗忘了，只有当他扮演马克思著作的解释者和宣传者这一较著名角色时，他的著作才受到广泛重视。第二国际期间，这些著作取得了近乎经典的地位，但在20世纪，对于所有那些以已出版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为根据企图重新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人来说，恩格斯的这些著作常常提供了论战的靶子”。

四 启示

如同上文中所说，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虽然不是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时的一个主要对象，但是，由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者还是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以及他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研究成果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

(1) 马克思经济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从上述西方经济学者的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的研究来看，无论是从马克思经济学内在价值取向的确立还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论题的确立来看，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再一次向人们证明，马克思经济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家们指出：“无论是在建立和解释马克思经济理论方面，还是在规定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发展的重要准则方面，恩格斯的著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3) 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正确地指出了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而且，认为，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马克思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不可绕开的对象。不了解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就不能够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

(4) 恩格斯本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Samuelson Paul A) 说：“以他自己的成就和才华而论，恩格斯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界的人物，而当他写道：‘马克思是一个天才……我们这些人顶多不过是有些才能’时，我们决不能根据他对自己的谦虚待评价去看待他。”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兰道尔 (Carl Landaer) 说：“恩格斯……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还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虽然将其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对马克思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上，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但是，由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不可绕开 (unvoidable) 的伟大探险者”，因此，西方经济学者还是对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特别是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作用、地位和贡献进行了较为具体、仔细的研究。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者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状况，而且，有利于促进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而促进我们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