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科普夫对利润率动态的研究及其局限

孟捷 李亚伟

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研究产生了三个流派。第一个流派主张，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爆发可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该流派的主要代表是曼德尔和谢克 (也译赛克)。第二个流派则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归于实现困难，该流派的主要代表是以斯威齐为首的“《每月评论》派”。第三个流派的观点往往被称作“利润挤压论”，认为工资成本上涨侵蚀利润份额，是造成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派的人数在三派中最多。调节学派、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日本宇野学派的主要人物都隶属于这一派。

1979年，美国学者韦斯科普夫 (Weisskopf, 1979) 提出了一个分析利润率变动的框架，试图整合上述三种理论，并利用相关数据对三种理论进行实证检验。他的研究结论维护了“利润挤压论”的观点，即工资成本上升是造成利润份额下降和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韦斯科普夫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赢得了一些追随者 (如Hahnel and Sherman, 1982b; Henley, 1987; Michl, 1988; Bakir and Campbell, 2006; Cámara, 2013)。但也因方法的局限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论。本文试图梳理围绕韦斯科普夫的研究所产生的争论，探究其研究进路的长处和局限性。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韦斯科普夫的基本观点；第二部分讨论芒利对韦斯科普夫的质疑，第三部分评述莫斯里和韦斯科普夫围绕生产性劳动问题的争论；第四部分是总结。

一 韦斯科普夫对利润率变动原因的研究

按照韦斯科普夫的观点，利润率可定义为利润总额和净资本存量的比率。该比率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项不同的因素，即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资本比率。

其中Π是利润量，K是净资本存量总额，Y是实际产出 (或收入), Z是潜在产出。这样一来，利润率ρ就等于利润份额σΠ、产能利用率φ和产能资本比ζ这三者的乘积。

等式 (1) 通过将利润率分解为三项不同因素，概括了前述三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挤压论”认为，长期高速的资本积累会增加劳工的谈判力量，打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增加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σW。由于实际产出Y可以看作利润Π和工资W之和，利润份额就可以表述为

工资份额的提高将缩减利润份额，在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资本比率不变时也将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便是“利润挤压论”的核心观点。

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归于实现克难的“实现失败论”假定，长期持续的资本积累将导致对商品的需求落后于对商品的生产，由此产生的需求不足将迫使资本家限制产出水平，或者降低产品价格，以降低未售出产品的库存。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许多部门中都有限制降价的制度，所以资本家主要依靠减少生产，降低产能利用率以应对需求不足。换言之，“实现失败论”认为产能利用率φ的下降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源。

韦斯科普夫指出，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归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资本积累或迟或早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二是剥削率在此过程中并无显著变动。他将资本有机构成γ定义为γ =K/W，其中K为净资本存量，W ( =Y-Π) 为工资总额，Π为利润。与方程式 (1) 相联系，资本有机构成γ可以分解为

按照韦斯科普夫的理解，上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事实上假定剥削率ε = Π/W为常数，这意味着利润份额σΠ= Π/Y以及工资份额σW= W/Y保持不变。同时，这一理论也不依赖于对剩余生产能力的利用，即假定产能利用率φ = Y/Z保持不变。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γ = K/W的提高，只是引起产能资本比ζ的下降。换言之，方程 (1) 中的第三项即产能资本比ζ的下降构成了利润率下降的根源。

根据上述分析，通过对利润率进行分解而得到的方程 (1) 就囊括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在解释利润率下降时所依赖的主要因素。可以设想，这三个因素各自的变化对利润率下降所造成的影响，分别反映了三种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为了验证这一点，韦斯科普夫把方程 (1) 转变为一个核算方程

在利用这一方程时，韦斯科普夫选取了美国非金融类公司部门 (NFCB) 作为考察对象，考察期为1949年第四季度到1975年第一季度。这一期间正好涵盖了五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几个主要变量的具体指标是：利润率ρ = Π/K, Π是税前净资本收入 (包括公司利润加净利息), K是净资本存量总额 (包括固定资本和库存)。W是全部雇员报酬，Π与W合计等于Y (即NFCB部门的净收入)。Z为潜在净产出。

韦斯科普夫在分析中使用了三组数据：第一组是在整个时期和历次周期之间基本变量的增长率，第二组是在周期的每个阶段注1 的基本变量增长率的平均值，第三组是在各次周期B阶段的基本变量增长率。表1展示的是第一组数据，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三个不同变量对利润率变化的影响，其中利润份额的变动对利润率的变化起着主要作用。在韦斯科普夫看来，与“实现失败论”和“有机构成提高论”相比，“利润挤压论”更有效地解释了战后美国NFCB部门的利润率下降。

注1韦斯科普夫把每个周期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是从波谷到ρ波峰，B阶段是从Cj波峰到Vj波峰，C阶段是从Mj波峰到Xj波谷。

上述分析虽能解释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但在韦斯科普夫看来仍有缺陷。他指出，第一，利润率ρ的三个基本构成变量，即利润份额σΠ、产能利用率φ和产能资本比ζ，并非以唯一的或排他的方式与某一危机理论的假设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利润份额的变化并不只与劳工实力增强有关，它也可能反映产品实现的困难程度。第二，即使某一构成变量的变化可以精确反映某派理论的假设，却未必能区分这一派理论下属的各种不同的解释。比如，因劳工实力增强而导致的利润份额下降，究竟是由于实际工资的增速高于生产率增速，还是由于工资品价格的提高快于产出价格，在上述分析中就无从了解。为了弥补这些不足，韦斯科普夫还提出了以下更为精细的分析。

韦斯科普夫认为，某些工作如行政管理、工头等，其雇佣是由企业的生产能力或潜在产出所决定的，可以称为“间接雇员”；而另一些劳动的雇佣则由企业的实际产量来决定，可以称为“直接雇员”。当产品实现遇到困难，产能利用率下降时，直接雇员及其劳动可以被裁减到与实际产量成比例的程度，而间接雇员可能难以裁减。当产能利用率达到最佳水平时，间接雇员的数量恰好使每个人都能够在全部工作时间里进行有效的工作。当实际产能利用率比最佳产能利用率低时，现实产量低于最佳产量，真正需要的间接劳动小时会相应减少，但从事间接劳动的雇员将继续工作，实际的间接劳动小时保持不变。

由于间接雇员及其劳动的存在，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也和劳工实力的增强一样，可能引起工资份额的上升或利润份额的下降。为了区别引起工资份额上升的这两种原因，必须设法把产能利用率变化对工资份额的影响与劳工势力对工资份额的影响区分开来。为此，韦斯科普夫把工资份额分解为两部分：σW= σW∗/ηW。其中ηw= W∗/W, W是总工资，而W∗被定义为所谓真正需要的工资，即等于直接劳动的工资+真正需要的间接劳动的工资。由于总工资W的变化受到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故ηw与产能利用率有关，表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对工资份额的影响。σW∗定在此义为真正需要的工资份额，它的变动与产能利用率无关，只取决于劳工实力。

关于工资份额变动的原因，韦斯科普夫认为“利润挤压论”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实际工资份额的变动，二是工资品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为了检验这两种观点，韦斯科普夫把真正需要的名义工资份额σW∗进一步分解为两部分

其中Pw是工资品的价格指数，Py是NFCB部门产出的价格指数，Pw/Py表示工资品和产出价格的相对变化，韦斯科普夫认为这个比率代表的是“处于守势的劳工实力”。是真正需要的实际工资率，是真正需要的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真正需要的实际工资份额 () 的转化形式，韦斯科普夫认为它代表的是“处于攻势的劳工实力”。

在做了这些区分之后，韦斯科普夫对增长核算方程 (4) 进行了修改，从利润份额的变动中剔除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并把利润份额的变动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示攻势劳工实力的变动，另一部分表示守势劳工实力的变动。这样就有了 (6) 式

其中l衡量劳工实力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r衡量实现条件变动的影响，c衡量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影响。l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衡量攻势劳工实力变动的影响，另一部分衡量守势劳工实力变动的影响。

利用式 (6) 进行计量运算，韦斯科普夫发现，劳工实力的变动依然是利润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换言之，“利润挤压论”对美国战后NFCB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仍然更具解释力。韦斯科普夫同时还发现，在劳工实力的变动中，对利润率下降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守势劳工实力的增强，即工资品价格相对于产品价格的提升。

二 劳工实力的衡量指标及其修正

韦斯科普夫的论文发表后，一位作者芒利针对韦斯科普夫采用劳工实力概念及其衡量指标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芒利认为，韦斯科普夫以名义工资份额σW∗衡量劳工实力是不准确的。注2在芒利看来，劳工实力是一个多元化概念，既包括取得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实际消费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的能力，又包括对政府和公众的影响力。考虑到劳工实力的复杂性质，任何对它的单一定义都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仅用名义变量来定义就更是如此。在通货膨胀期间，工人的名义工资可能增加，但实际购买力可能不变甚至下降，所以有必要以实际变量来衡量劳工实力。

注2在韦斯科普夫那里，加“∗”的变量均表示“真正需要的……”，为了表述的方便，下文均省去“真正需要的”这几个字。比如σW∗ 表示真正需要的名义工资份额，此处及下文均直接表述为名义工资份额σW∗。

第二，芒利认为，韦斯科普夫用来衡量攻势劳工实力的指标即实际工资份额，看起来与劳工的福利状况联系最为密切，但代表生产率的不是一个衡量劳工实力的显而易见的指标。在韦斯科普夫界定的经济周期B阶段 (即从ρ波峰到波峰)，可能会出现追加雇佣缺乏足够培训的新工人、囤积劳动力和工人抗争等现象。在这三种现象中，前两者都与劳工实力无关。缺乏培训、劳动力囤积以及工人抗争都有可能阻碍生产率增长，但三者带来的影响难以彼此区分。此外，在工作场所推行民主化也是劳工实力增强的标志，但这一民主化有助于提高而不是降低生产率，因而也有利于资本。在芒利看来，只有实际工资率才是一个衡量劳工实力的显而易见的指标。

第三，芒利认为，韦斯科普夫所定义的守势劳工实力及其衡量指标Pw/Py，所代表的仅仅是名义工资份额和实际工资份额之间的差别而已，并不能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工实力。值得强调的是，鉴于韦斯科普夫的研究最终把利润率下降主要归因于守势劳工实力的增强，芒利对守势劳工实力概念的这一点批评在理论上就显得尤为重要 (后文还将涉及这一点)。

韦斯科普夫承认，名义工资份额σW∗不是一个好的指标，但他也不认同实际工资率是一个好的指标。在他看来，劳工实力是一个相对概念，表示的是两个阶级在就分配进行斗争时，相对于资本实力而言劳工实力的变化。对这一概念的衡量，可以采用表示相对比率的工资份额，而不是表示绝对值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衡量的是工人真正带回家的福利，但它并不能表示相对于资本而言的劳工福利或权力。劳工实力增强的证据并不仅仅是生产率自身的变动，而是实际工资增速与生产率增速之比的变动。因而，韦斯科普夫主张以实际工资份额即作为衡量劳工实力的指标。

面对芒利的第二点批评，韦斯科普夫还做出了下列回应：(1) 芒利关于工作场所民主化导致生产率上升的例子，并不与韦斯科普夫对劳工实力的解释相矛盾。如果工作场所民主化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实际工资的提高，劳工实力就被减弱。只有当工作场所民主化导致实际工资增速超过生产率增速时，才意味着劳工实力的增强。(2) 在经济周期B阶段，伴随实际产出的增长，会追加雇用新的工人。韦斯科普夫承认，这些新工人因其缺乏必要的培训和技能，的确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减速。但与此同时，这些新雇员的工资也比原有的工人要低。综合来看，即从新增雇员对实际工资份额 () 的影响来看，新增雇员给生产率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因其低工资而大致抵消。(3) 韦斯科普夫承认，在B阶段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不能用劳工实力增强来解释，也承认在B阶段对生产工人和支薪雇员的囤积都比A阶段和C阶段更为普遍，囤积的生产工人不能由被解雇的支薪雇员所抵消。韦斯科普夫认为他在B阶段低估了产能利用效应 (即真正需要的工资所占的比率ηw)，在A阶段和C阶段高估了这一效应。

面对芒利对劳工实力概念所做的批评，韦斯科普夫最终做出了让步。他将衡量整体劳工实力的指标由名义工资份额改为实际工资份额，并对攻势劳工实力和守势劳工实力做了重新界定。在式 (7) 中，实际工资份额被分解为两个部分

韦斯科普夫以Q∗表示产出的名义价值，Y∗表示所对应收入的名义价值，二者相等，即有Q∗= Y∗。Pq是产出平减指数，以美国NFCB部门所生产的商品不变价格为基础，。Py是收入平减指数，以收入 (包括工资和利润) 所购买的商品的不变价格为基础，。由于Q∗= Y∗，所以。表示实际工资率，表示实际生产率 (以前用表示，现在用来表示，以强调它是由产品价格指数Pq平减后的产出来衡量，而不是由收入平减指数Py平减后的收入来衡量),。

韦斯科普夫用衡量攻势劳工实力，用Py/Pq衡量守势劳工实力。计算Pq所涉及的商品是NFCB部门的产品，可以近似地由美国国内生产的产品来代表。计算Py所涉及的商品既包括国内生产的产品，又包括进口的产品。因此，Py/Pq的变动也与贸易条件有关。

在韦斯科普夫看来，即便以收入平减指数代替产出平减指数，名义工资份额的变动也与实际工资份额的变动也是大体一致的。在运用收入平减指数时，名义工资份额可以写为

在数学上，收入平减指数PY近似地等于，其中PW表示以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指数，Pπ表示以利润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指数。韦斯科普夫收集到的经验数据表明，σW平均接近80%, σπ接近20%。利用PK(资本品价格指数) 作为Pπ的近似指标，注3 PY就可以粗略地估算为, PW/PY就等于(PW/PK)1/5。同时，经验数据还表明，PW与Pk的基本时间序列密切相关，从而(PW/PK)1/5就近似地等于一个接近1的常数。换言之，实际工资份额的变动就大体等于名义工资份额的变动。这样一来，韦斯科普夫就认为不必再把平减指数的改换应用到他的经验分析当中，因为这一改换不会给经验结果带来较大影响。

注3Pπ与Pk的区别在于，资本家以利润购买的商品既包括资本品又包括生活用品。

韦斯科普夫舍弃了先前采用的守势劳工势力的衡量指标PW/PY，改以PY/PQ来衡量。但韦斯科普夫所做的这一改变，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使芒利的批评失效。PY/PQ所表示的依然只是实际工资份额与之间的差别而已。PY/PQ本身是一个受贸易条件影响的价格比率，其变动有诸多复杂的原因，与劳工实力并无直接的联系。只是因为在数学表达式上PY/PQ是实际工资份额的一个组成部分，韦斯科普夫就宣布PY/PQ代表守势劳工实力，这是十分牵强的。在现实中若以PY/PQ表达某种特殊类型的劳工实力，很容易得出荒谬的结论。譬如，美国从中国进口廉价的日用品会使PY下降，美国劳工阶层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如果PQ没有同时发生明显的变化，与中国的这种贸易就会降低PY/PQ。在韦斯科普夫那里，该比率的下降意味着美国劳工实力的减弱。这种推论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三 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估算利润率的影响

韦斯科普夫在估算利润份额时未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此莫斯里提出了批评 (Moseley, 1985)。莫斯里认为，韦斯科普夫把利润份额作为衡量马克思剩余价值率的指标，但韦斯科普夫估算的利润份额在1949~1975年下降了28%，这与马克思的预期 (剩余价值率将在长期中上升) 相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而劳动后备军的增长却会给工资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会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速，剩余价值率在长期中将会上升。在莫斯里看来，韦斯科普夫的估算之所以与马克思的预期相矛盾，是因为韦斯科普夫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对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为此，莫斯里回顾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并在区分这两者的前提下对剩余价值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美国经济的剩余价值率在1949~1975年增长了15%。

基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莫斯里试图构造一种对战后美国经济利润份额下降的替代性解释。他所关注的是利润 -工资比率 Π/W而不是利润份额 Π/Y。Π/W和Π/Y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原因显然是一致的，但Π/W的变动更大一些。

引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后，工资 (W) 等于可变资本 (V) 与非生产劳动的薪金 (U) 之和；利润 ( Π) 等于剩余价值 (S) 与非生产劳动的薪金 (U) 之差。利润-工资比率可以表示为

等式 (9) 表明，利润-工资比率Π/W和剩余价值率S/V成正比，和非生产劳动的薪金与可变资本的比率U/V成反比。利润-工资比率Π/W的下降可能有两个原因，分别是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和U/V的上升。在1949~1975年，剩余价值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15%；而非生产薪金与可变资本的比率U/V则增长了65%，从1949年的0.57增长到了1975年的0.94。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利润-工资比率下降的原因是非生产薪金与可变资本的比率U/V的大幅度上升。

非生产薪金与可变资本的比率U/V等于

其中Lu表示非生产雇员的数量，Lp表示生产工人的数量，Ua表示非生产雇员的平均工资，Va表示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资。根据等式 (10), U/V的上升可以有两个原因：Lu/Lp的上升或者Ua/Va的上升。在1949~1975年，Ua/Va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2%，而Lu/Lp则上升了68%。非生产雇员的数量在这一时期里增长了一倍还多，而生产工人则只增长了30%，所以Lu/Lp大幅度上升。在莫斯里看来，利润-工资比率下降 (和利润份额的下降) 的深层次原因是Lu/Lp的大幅度上升。

韦斯科普夫对莫斯里的批评做了如下回应 (Weisskopf, 1985)。他首先申明，自己并未以利润份额作为衡量马克思剩余价值率的指标，他分析利润份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严格地以马克思的方式来测量剩余价值率，而是为了分析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变动。和难以观测的剩余价值率相比，利润份额这一变量对经济行为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关于利润份额下降的原因，韦斯科普夫认为，莫斯里的证据仅仅是核算方程中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但核算方程并不能表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莫斯里的数据虽然与他的结论 ( Lu/Lp是利润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 相一致，利润份额的下降仍然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韦斯科普夫还提出，应该更细致地分析引发Lu/Lp上升的原因。在他看来，一种可能性是，60年代末的充分就业形势增强了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企业被迫增加非生产雇员，以便加强对生产性工人的监督和控制。这样一来，韦斯科普夫最终又捍卫了利润挤压论的观点。

韦斯科普夫的回应有两点值得肯定。第一，Lu/Lp的上升是和利润份额的下降相伴随的，但还不足以作为对后者的因果解释；第二，Lu/Lp上升的原因本身也有待进一步的解释。莫斯里的研究进路事实上来自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尔曼，后者在研究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利润率下降时，也将其原因归于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的提高。但是，正如巴兰在评论吉尔曼的理论时所指出的，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中，非生产性支出的提高有可能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从而有助于提高利润率。这一批判是中肯的，在笔者看来，似乎也可运用于莫斯里的观点。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来看，非生产性支出的增长有可能是垄断资本为了克服实现困难而采取的举措，而非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原因。

尽管如此，在估算利润份额和利润率时，引入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却是必要的。考虑到韦斯科普夫不仅是要计算利润率，而且是要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他所采用的指标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接近马克思对利润率的界定，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评价韦斯科普夫和莫斯里的争论时，高峰教授指出，韦斯科普夫把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等同于资产阶级纳税前的财产收入，把作为可变资本的工资等同于企业的全部雇员报酬，把上述二者之和等同于企业的净收入，这就从两方面低估了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态的利润量及其增长程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净产值在转化为雇员报酬和雇主收入之前，有一部分要用于与销售有关的开支上，它们属于非生产性的“不变”费用，只能从剩余价值中补偿；另一方面，企业雇员中有一部分人从事与纯购销职能和监督职能有关的活动，他们的薪金报酬属于非生产性的“可变”费用，也只能从剩余价值中得到补偿。这两部分非生产费用实际上属于剩余价值或与其相当的利润范畴，韦斯科普夫却把他们排除在利润量之外，这就低估了利润量。由于这两部分非生产费用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于增大，韦斯科普夫的计算方法也必然低估了利润量的增长程度。由于大大低估了利润量，尽管用不变资本代替全部资本作为分母，韦斯科普夫的计算仍然缩小了利润率的实际水平。由于缩小了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并夸大了可变资本量，所以他的计算也不能反映利润份额以及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趋势 (高峰，1991)。

四 韦斯科普夫研究进路的局限性

韦斯科普夫的研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利润率动态进行理论和实证相结合分析的重要尝试。一方面，他的研究进路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第一，他力图在一个统计的架构里概括三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并对各种观点的有效性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第二，这一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变量，可以较为容易地在官方统计中取得相应的数据，便于进行计量运算。基于这些原因，韦斯科普夫的论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赢得了不少追随者。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利用他的方法研究了2008年危机之前美国的利润率长期动态。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形成了一个关于各种利润率研究的韦斯科普夫学派。

另一方面，韦斯科普夫的研究进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在理论上，韦斯科普夫的观点隶属于70年代形成的“利润挤压论”。该理论认为，60年代末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是由劳工实力增强、工资成本上升过快造成的。这种单纯以劳资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在其最初发表于90年代末的著作中，美国学者布伦纳就全面批判了“利润挤压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Brenner, 2006)。与此同时，和利润挤压论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理论流派，也在发展自己的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大概是“《每月评论》派”，它把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归因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另外，所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也发展了自己的实证研究。最近克莱曼就提出，在1947~2007年间，美国公司部门的雇员报酬和利润在公司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利润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一下降几乎全部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Kliman, 2012)。

在实证方法上，韦斯科普夫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韦斯科普夫在概念界定和有关指标的选择上并未严格遵从马克思的概念，这大致体现在：(1) 他以产能资本比的变动来代表资本有机构成；(2) 他没有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3) 他所计算的是以现行成本 (重置成本) 衡量的利润率，而不是以历史成本衡量的利润率。由于上文已经讨论过第(2) 点，这里只就其他各点略作讨论。

关于第 (1) 点。高峰教授曾指出 (1991)，只有在劳动生产率 (即产量/劳动比率)不变时，产量/资本比率的上升才意味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下降，在1949至1975年期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韦斯科普夫所计算的产能资本比的相对稳定，只能表明资本/劳动比率存在着提高的趋势。所以，韦斯科普夫利用产能资本比的变动来代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是不适当的。

关于第 (3) 点。克莱曼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现行成本衡量的利润率，所测算的并不是利润与预付资本之比，因为以现行成本衡量的固定资本净存量，是对预付固定资本的重新估算，而不是对预付固定资本本身。以现行成本衡量的利润率既不能准确地测算企业和投资者的实际收益率 (即利润与初始投资量之比)，也不能准确地测算企业和投资者的未来期望收益率，严格地说，它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利润率中的任何一种。而以历史成本来衡量利润率则既与通常所说的利润率概念一致，又符合马克思对利润率的定义。克莱曼测算了以历史成本衡量的利润率，发现以历史成本衡量的利润率和以现行成本衡量的利润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明显不同的变动趋势，以它们作为实证基础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必须对二者进行取舍 (Kliman, 2012)。克莱曼还指出，利用存货替代预付不变流动资本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存货不仅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在制品的存量，还包括尚未出售的产品，后者显然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预付资本 (Kliman, 2012)。克莱曼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显然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笔者看来，韦斯科普夫在其实证分析中最为失败的，莫过于他对两种劳工势力的区分。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所谓守势劳工势力，不管在定义上如何改变，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使工资或利润份额变动的原因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混沌的表象”，其本身要由尚不明确的其他因素来解释；就像利润率变化的原因需要由各种不同因素来解释一样。这样一来，韦斯科普夫对利润率的研究就陷入了一个分析上的恶性循环。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中另寻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