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管理学是否能够建立起基本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人的理解。理解人的关键是认识人的动机与人格，这也是把握人性的基础。如果说管理有什么基本规律的话，那会潜藏在人格世界与人性之中。这一点已经在麦格雷戈、阿吉里斯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反映。所有对管理规律持虚无态度的学者和实践者一定是在理解人的方面存在问题，例如，不以为然、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本书的核心议题是在反思科学理论的本质、使命与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提出、论述和初步检验一套新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即目标动力学，使用统一的理论基础揭示动机与人格的自组织原理及其对管理的启示，内容涉及兴趣、认知、动机、情绪、人性、人格与领导。本书的基本思想近十年来已经在各类管理学课堂上至少传播给5000名学员，在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人群中所受到的一致认同让我倍感欣慰和鼓舞。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也适合有一定理论素养的管理者阅读。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0多年来，我对心理动力学的研究正是因为伴随浓厚的兴趣和使命感，无论潮起潮落，一直延续至今。为什么选择从动力学的理论视角研究动机与人格？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因为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动力学理论还不够成熟，而且理论呈现丛林状态，参差不齐，小模型多，难以统一；二是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从认知的、静态的观点理解动机与人格的趋势得到加强，但我相信只有动力学才可能真正揭示动机与人格的本质属性和运行规律。对心理目标动力属性的发现是本书理论思想的核心，这一发现和确认源于我对兴趣长达十年的系列研究，也源于自组织理论的奠基性贡献。其实心理目标作为一个事实早就存在，我只是在理论上重新认识了她们，赋予其新的内涵、属性与功能，那些原本就应该属于她们的属性与功能。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之后，认知心理学进入了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而组织行为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却进入了理论创新能力疲软的时期。放大一点看，这也不仅仅是组织行为学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组织管理领域内的理论发展便陷入相当长时期的平缓发展期，如今学者们所依赖的理论基本还是30年前开发的理论（Davis, 2010）。为什么两个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反差如此之大？

一 发现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家库恩（1970）认为，科学既表现为一套知识体系，也体现为学者们基于一定范式的专业活动，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母体”。具体来说，范式的作用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范式作为精神工具，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们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其二，范式作为实用工具，提供范例、模型、思维框架，例如，实证研究论文就是一种范式。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认性，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等构成的整体，它的存在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对理解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具有示范意义。

库恩的范式论很好地解释了一个学科的学者在一定时期为什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范式，揭示了范式转换与科学革命的关系。然而，如何评价和预测当前范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前途，以便更好地指导科学研究？范式论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好的答案。库恩对科学本身的研究是一种事后的理解和描述，对现有学科范式未来演变方向的预测功能十分有限。考察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我发现发展良好的学科都有一个相似的状态，那就是经过前期混乱的探索之后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选择了正确的研究对象，并对其建立了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型。典型的例子是原子结构理论对化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果没有原子结构模型的提出，就不可能有近现代化学的理论体系。在道尔顿提出原子结构理论之前，化学研究基本是在黑暗中摸索。认知心理学扬弃了行为主义的理论原型S-R（刺激-反应）和S-O-R（刺激-有机体-反应），对人脑建立了一个类似电脑的信息加工模型，并结合神经生理与心理学研究，打开了学科发展的理论空间。反观组织行为学，虽然在西方管理中出现过几种不同的人性假设，但当前主流的组织行为研究尚未对人、群体与组织建立起有效的理论原型，在具体课题研究中也很少聚焦理论原型的构建，甚至抵制发展和运用科学研究必须有的基本理论原型，仅仅钟情于开发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和小微理论（trivial theory），藐视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

第二，拥有与该理论原型相适应的科学方法论。“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把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研究方法混为一谈，将实证研究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论。失去了哲学的思考与智慧，直接抑制了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思，盲从于方法运用本身的严谨便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时尚和舆论主流，甚至很多人将“科学方法”直接等同于科学，并以此为荣。从科学方法论层面来看，当前组织行为学研究暗含着局部的、静态的、线性的方法论，这样一种方法论难以胜任我们对人类行为和组织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和不可逆性的探索。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发现新的理论事实和构建新的理论基础，当前困难绝非增加几个新变量或搭建若干新的小模型能够克服的。正像行为主义范式在心理学界衰落一样，组织行为学研究将必然面临学科基本理论原型和方法论的转型。

第三，选择和创造了同理论原型及科学方法论相匹配的科学研究方法。认知心理学不仅建立了新的脑与心理的理论原型，而且为了研究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方法论（采用动态的、过程的、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探讨认知的神经生理与心理机制）及相应的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脑电技术和反应时技术），研究基本已走向问题中心，行为主义的影子已经渐行渐远（当然作为心理学研究，孤立地研究大脑的信息加工，把认知作为人类心理的全部，问题也很严重，这又是理论原型的不足带来的学科发展问题）。然而，在组织行为学领域，长期以来主流的研究依然只是关心搭建和检验小型的变量关系模型。当前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方法难以很好地适应探索真实的研究问题和发展理论的需要。例如，变量间碎片化的线性关系和线性作用机制同组织这一复杂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相去甚远，静态的变量关系模型与各因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也很不相同。人类心理与组织的开放性、非线性、不可逆性等复杂性特征要求本领域的学者们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改变现状，不断创新。近些年来，案例研究、扎根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兴起也是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这一要求。

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关于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理论原型规定了相应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一方面引导学科理论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规定了有效的学科研究方法的特点。如果一个学科不具备第一和第二个基本条件，一味地追求研究的客观性，那只能导致狭义的、片面的科学和虚假的研究繁荣，并最终阻碍学科的发展。科学方法的选择、创造与运用必须服务于探索和解决真实的科学问题。

综上所述，从学科良性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来看，组织行为学研究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建立起与研究对象拟合程度高的理论原型，也没有广泛运用好的、适应学科对象的科学方法论，最后只剩下实证研究方法，并将运用这一方法的严谨性等同于研究的科学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1954）曾指出，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陷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马斯洛六十年前批评的心理学研究特点今天在组织行为学等管理学领域依然很普遍，“方法中心”的影子清晰可见（明茨伯格，2010）。

二 审视理论的本质

组织管理研究现存范式的合理性除了来自“方法中心”的科学观之外，还来自对理论和理论贡献的片面理解。这一问题笔者在本书第一章有详细分析，这里只是梳理其主要观点。

什么是理论？在行为科学领域，Kerlinger（1986）对理论的界定比较流行，认为理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构念、定义和命题，通过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揭示现象，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现象。Bacharach（1989）认为理论是在一定的边界假设和限制下对概念之间关系所做的陈述，是用来对复杂的经验世界进行组织的语言工具。Corley和Gioia（2011）认为理论是概念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表述，其目的在于说明特定的现象如何以及为何产生。

从对理论属性的界定来看，上述文献对理论的界定是对理论表达形式的一个描述性定义，虽然一些学者在界定时也强调了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功能，但对理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并无任何约定或描述，更没有为保证理论能够实现其解释和预测功能提供任何边界条件。这类不求甚解的理论定义自然会误导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从内容上分析，理论拥有多种不同的基本形态（见第二章）；从表达形式来看，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主要的理论表达形式可以有显著的不同（见第一章）。因此，管理学中的理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变量或构念之间的关系，而应对其他可能的理论形式保持足够的开放性，真正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中心来建构和检验理论。

笔者发现，亨普尔（Hempel, 1966）对于理论的界定能够较好地概括理论的应有内涵。亨普尔认为，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有的理论定律或理论原理所支配，从而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可以发现，亨普尔对理论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正是在这样的本质属性和边界条件下，理论才得以实现其功能，即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因此，亨普尔对理论的界定更加有助于理论担负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使命。

亨普尔对理论的界定虽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理论而言，但我相信在组织管理学科内也有同样的适用性。例如，在动机理论中，我们可以借助动机这一现象背后的“实体”（需要、目标、自我概念）和“过程”（期望和目标激活）来理解、解释和预测动机的属性和功能，这是动机理论比较成熟的原因。而当前管理学科对于理论的界定只是抓住了理论的表象和一种可能的表达形式，而遗漏和忽视了科学理论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即潜藏在现象背后或之下的实体与过程，并揭示这一实体和过程所遵循的定律或原理。虽然管理学并不缺少好的理论，但错误的理论观导致组织管理研究难以做出大的理论贡献，而且理论发展趋向情境化、现象化、碎片化。

三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特色

笔者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的研究策略是：忠实于现象而非现有的理论，收集和反思所有相关的真实证据，对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和同现有理论存在冲突的现象保持敏感，实事求是，既追求整体地把握现象，也重视合理切割、深入分析，理解现象背后的实体及其运行规律，而非像盲人摸象那样仅仅聚焦局部关系。这是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既可超越现象又能解释和预测相关现象的原因。

本书分为三篇十二章。第一篇，首先探讨了理论的使命与内涵（第一章），然后分析和阐述了学科理论的基本形态与创新策略（第二章）。第一篇通过反思科学理论的使命、内涵和基本形态，为创新与发展科学理论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二篇是本书的核心，共六章，从个体兴趣、动机、情绪、人性、人格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了目标动力学原理。虽然笔者提出的科学哲学思想出现于目标动力学理论之后，但对合理安排本书理论逻辑结构发挥了指导作用。首先，我们在研究兴趣的过程中，发现兴趣现象在现有的心理学理论框架下是很难理解的，为了更全面地揭示兴趣融合动机、认知、情绪的复合属性，笔者引进了自组织理论（尤其是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思想），为此首先建立了人类心理的自组织模型，确认了心理目标作为序参量的基本性质。这一理论模型的建立为理解人类心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原型，也带来了相应的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并为研究兴趣、动机、情绪、人性和人格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属于典型的元理论创新。随后，理论探索不断展开，分别提出了兴趣的自组织目标-信息理论（第三章）、动机的自组织目标理论（第五章）、情绪的目标结构变化说（第六章）、人性的“目标人”假设（第七章）和人格的目标系统动力论（第八章）。第四章运用实证的方法，通过探索和发现阅读兴趣的自组织结构，支持了人类心理的自组织模型的合理性，也检验了兴趣的自组织目标-信息理论的解释能力及预测效力，展示了新的理论的可信度（其他支持性证据可检索笔者过往发表的相关研究）。同时，第八章也系统地探索了中国员工的心理目标构成，从而为人格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事实性成果。

心理目标是本书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它不同于目标设置理论中的任务目标，属于个人内心的目标，趋向自我实现的动力属性是其根本属性。心理目标是在个体心理世界涌现出来的、渴望实现的、相对稳定的、有价值的未来状态。

人类心理的自组织模型是目标动力学的理论基础。其基本观点是：人的大脑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心理是人脑的机能；人的心理系统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组织功能系统，心理目标是心理系统的序参量，是人的心理系统实现自组织的动力源泉；不同的心理目标之间存在协同与竞争，占优势的心理目标会驱使个体选择适宜的条件，发动、组织和维持一定的行为，获取渴望的信息，将其所包含的可能运动或未来状态展开为现实。

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基础上，我们构建了新的兴趣理论、动机理论、情绪理论、人性理论与人格理论，主张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内心目标驱动的、自主寻求意义的观念性生命；心理目标是人格的核心成分；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实现心中的目标，不断形成新的目标，并体验生活的快乐与幸福。这套理论构想确认了一个基本事实：人除了拥有任何生物体均具有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之外，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符号系统和第四个系统——基于心理目标的意义系统。这两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人的整个生活，有了它，人类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和意义世界中。

第三篇是对第二篇理论的初步检验与应用，分为四章内容。第九章考察了学习目标对阅读兴趣水平和阅读中兴趣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学习目标对认知过程具有组织与驱动作用的观点；第十章以员工的领导偏好为因变量，考察了不同成就目标（心理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支持心理目标之间存在竞争或协同作用的动力学观点；第十一章以中国著名家电企业海尔集团的自主经营体管理为案例研究对象，系统归纳了企业管理实践中促进组织-员工目标融合的策略与过程，对展示本书的理论体系如何应用于组织管理实践具有示范意义；第十二章通过调查领导者魅力型人格的构成要素，揭示了目标动力学理论对深入理解愿景感召和领导者魅力的启示。总之，本书的目标动力学理论不仅创立了一套新的心理动力学理论，而且对理解组织管理与领导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开辟了新的理论创新空间。

当然，笔者深知，“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本书多数理论虽经十年锤炼，其成熟也必然还有一个丰富、完善的过程。限于作者水平和眼界，本书在理论阐述、实证研究、内容编排和文字表达等方面可能会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四 致谢

本书的写作凝聚了很多人的关心与支持，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表示感谢。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领导、同事、家人和学生，没有导师的培养、领导与同事的支持、家人的理解和学生的参与，这本书稿很难如期完成。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其次，感谢我的研究团队和责任编辑。我指导的博士生罗文豪、张庆红、李朋波和已经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在欧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永虹、袁颖洁参与了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部分章节初稿的研究与写作；我的研究助理罗文豪、张庆红参与了全书的校对、参考文献整理以及索引的编写工作；还有在读和已经毕业的同学在我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高雁女士对书稿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校对和文字修改，其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令我深为感动。

海外著名华人管理学家、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第二任主席、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管理与组织系主任陈晓萍教授获悉书稿即将出版，欣然接受邀请为本书作序，并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指导与鼓励。IACMR前任主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洛曼管理学院谢家琳教授也在百忙中对书稿进行点评和指导。在此我对她们热情的指导与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两位教授对本书的认可是对我的鼓励，并鞭策我在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受到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领导的动力性关系结构理论构建”（11XNL002）的资助。

最后，我想把本书献给我亲爱的夫人和女儿！正是她们默默的关心、支持与奉献让我有时间从事研究与写作。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本书所创造的源头活水如何应用于组织管理的创新？这是笔者关注的新问题，也是我未来几年研究的课题，欢迎更多的感兴趣的人参与。

章凯

2014年5月

于北京世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