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代文官铨选制度的调适

唐代选官制度尤其是文官铨选制度的研究，在唐史研究学者中曾经受到重要的关注，有众多论著先后刊布。但是，由于选官制度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而且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调整之中，其中许多具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也缺少对其发展变化的总体把握。尤其是放在隋朝建立铨选制后，铨选制实施之初遇到了众多问题的背景下，其调整过程及主要解决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并未有充分的关注。

由于唐朝建国之初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一方面大规模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人心未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另一方面官员的选任难以走上正轨，而是通过“课人赴调”“赤牒授官”等临时措施加以任命。尤其是各级地方政权需要全面重建，因此，还在战争过程中，许多军将即被授予随即选补地方官的职权。如郭孝恪为宋州刺史，高祖令与徐经营武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刘仁轨即是在武德初年由河南道大使任瑰赤牒补息州参军。在武德、贞观时期，有一批原来隋朝的地方官吏被陆续起用，并先后被任命为县令。如隋大业年间担任资官县令的袁天纲，武德初即由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县令。武德四年（公元621）平窦建德后，以郑善果等为慰抚大使，其中“选补山东州县官”为主要任务之一。此外，开国战争中立有战功的许多军人，在中央各级衙署安排不了的情况下，也被安置为州县官吏。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上书论刺史县令选授之轻时，便提到“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而县令的选授同样不加铨简，所谓“县令既众，不能皆贤”。唐代的铨选制度，确切地说，狭义的文官铨选，是在贞观后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其前提是对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员额的核定，改变此前“课人赴调”的权宜办法；尤其是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在并省州县的基础上，对地方官吏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将地方官真正纳入吏部铨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