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俗与宗教

一 民俗

（一）喜爱庆典

荷兰人喜欢庆典。每个家庭每年都要举行多次家庭庆典。在荷兰人的家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张年历，上面记载着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日，甚至包括爷爷、奶奶、外祖父母、叔叔、伯伯、舅舅、婶婶、堂表兄弟姐妹们的生日。每逢生日，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要尽量请到，筹备生日会餐及礼品是少不了的事情。类似的庆典在工作单位的同事间以及从幼年起的各种同学和朋友之间举行。

在荷兰，婚礼要比在其他欧洲国家隆重。家境比较宽裕的人家在举行婚礼时，往往会租上一辆豪华的双驾马车，新郎和新娘坐着马车，在全家人、伴郎伴娘及亲戚朋友的簇拥下穿街过巷，到市政厅履行结婚手续。尽管荷兰是一个宗教传统十分严格的国家，但是市政厅的法律程序仍然是不可免的，教堂的仪式是以后的事情。婚礼结束后，新郎家里往往要举办盛大的婚宴。在宴席上，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说祝酒词，发表各种各样的喜庆演说。过去，这样的婚礼在比较殷实的荷兰家庭往往要持续一两天。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以及铜婚、银婚和金婚纪念日都要举行庆典，父母、子女都要向举行庆典的夫妻赠送礼物。

在荷兰，庆典还远不限于生日和结婚纪念日，所有值得高兴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举行庆典的理由。在机关、公司或学校，一个月常常可以碰到好几次庆典。某同事或喜得贵子，或升迁，或荣获嘉奖，或子女获得学位，或本人谋得更理想的职位，都会在工间休息时间举行一个适度规模的庆典。在会议室里摆上高脚酒杯、果盘、巧克力、蛋糕，就着葡萄酒和饮料相互交谈，并轮流向喜庆者祝贺。其实，这是荷兰人在家庭之外打破社会隔阂、融洽关系、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极好方式。这种风俗早已超出祝贺本身的意义。它为一个单位的成员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的场所。在这种场合，轻松的气氛极其有利于同事之间增进了解，化解误会和分歧。

（二）热爱花卉

荷兰是花卉王国。欧洲人喜爱花是出了名的，无论你到哪一个欧洲城市，都会看到广场、庭院、阳台上栽种着五颜六色的鲜花。然而，荷兰人对花的喜爱要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在荷兰每个城市的街道、广场上，只要有一点空地，就会修建花坛。在小城镇及大城市的空间比较充裕的地方，住宅的大门前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十几平方米的花园，里面浓缩式地栽种着各种花卉。花卉颜色的搭配讲究广谱性，典型的颜色是红色、黄色和紫色。乡村的住宅更讲究，由于房屋周围院子面积大，花园里五彩斑斓，使人目不暇接。

目前，荷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而乡村地区居民仍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上。当离土人口逐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时，许多城里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又从城市搬到乡村，原因就是乡村为他们提供了修建大花园的空间。他们买下原来的农民的宅地，改建房屋和花园。所以，现在居住在乡村的居民70%都不是农民。

由于缺乏土地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荷兰人形成了在室内栽种花木的传统。过去三个世纪里，荷兰人使用木头花盆种花甚至种树。现在，木头花盆已被陶瓷和塑料花盆替代，但栽种树木的大木桶还在继续使用，用来栽种橘子树和柠檬树，人们在居室之内也能享受果园飘香的乐趣。使用花盆和树桶不仅克服了城市空间不足的困难，而且满足了在寒冷冬季里欣赏鲜花的需求。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荷兰人就把他们的花木搬到室外，供大家观赏，并交流栽培技术，就好像中国南方一些城市举办的春季花会。花店也是荷兰城市的一大景观。荷兰每一个超级市场里都有花店，城市街头的花店、花亭、花摊比报亭还多。花亭、花摊不仅方便了居民购花，其本身丰富的色彩也大大美化了城市。

荷兰传统的花园现在在一些老宅子还可以见到。那样的花园往往是用铁栅栏围起来的，栅栏和铁门上装饰着各种铁制的艺术图案。荷兰的民间传说认为花园里常常居住着一种小精灵。这种小精灵的形象常常被装饰在花园铁门上。中国古代的园艺也很有名。与中国传统园林封闭式的围墙相比，荷兰花园栅栏式的藩篱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观念。两种花园的外墙都起着保障居家安全的作用，但荷兰的老式花园栅栏表明花园的主人喜欢让别人从外面欣赏自己园中的美景。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希望在园中也能保持自己开阔的视野。传统的荷兰式花园的特点是园内的小径旁用一种紫杉属的灌木栽成矮篱，并修剪得整整齐齐。他们特别喜爱将这种灌木篱设计成迷宫式的曲径。有时候，这种灌木还被修剪成各种立体形象。

（三）节日多

荷兰人的节日比较多，仅政府规定的全国性公休节日就有7个，分别是新年、复活节、女王节、解放日、基督升天日、显圣节和圣诞节。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也是欧洲国家共同的节日。

复活节一般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基督教认为这一天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后的第三天，基督在这一天复活。按照荷兰的风俗，在复活节这天，人们特别是新教徒都要听演奏巴赫作品的音乐会。各地的剧院、乐队和独唱演员都要表演17世纪版本的圣经故事——基督受难记。普通老百姓要在这一天饱餐一顿。这一天，餐馆、酒店和小摊上到处摆设着鸡蛋、童子鸡和鲜花。复活节相当于欧洲的春节，象征着一年之中春季的开始，也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复活节一般持续4天，星期日是高潮，每家早餐的餐桌上摆满了彩蛋和形状奇特的各式面包。

上艾瑟尔省特温特地区的复活节与众不同，人们在晚上要点燃复活节篝火。篝火增添了节日的欢乐和喜庆气氛，巨大的篝火将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赶到恩斯海德郊区观看复活节篝火的人多达上万人。特温特地区的篝火活动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影响到达该地区以前。早在日耳曼部落时代，这里的牧民就有点燃篝火驱寒的习惯。

基督升天日是在复活节后第40天。基督教认为，基督在这一天升天。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是显圣节，基督在这一天显灵。除了圣诞节外，荷兰最隆重的宗教节日要算复活节和基督升天日。在这些节日里，全国所有的学校、机关、银行、商店都要放假。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银行和商店都要提前下班。这两个节日人们一般是在街上度过的，酒店和饭店不仅不关门，还要加班加点地营业，以满足人们欢庆的需要。由于是宗教节日，教堂里也要举行宗教仪式。

荷兰的世俗节日中最重要的是女王节，这个节日可以看作荷兰的国庆节。这一天，全国彩旗飞扬，乐队在街上演奏欢快的乐曲，街头布满鲜花，人们喜气洋洋。很多城市在这一天开放街头市场，允许人们在广场上免税出售自家的物品。阿姆斯特丹在这一天格外热闹，整个城市都变成联欢会场和街头市场，到处是盛装的人群。通常女王在这一天要在乡间的王宫里接见祝贺者。但贝娅特丽克丝女王即位后改变了这一传统，她走出王宫，和人们一起度过节日。她通常要视察村庄和城镇，与街头欢度节日的普通百姓交谈，看望老人或残疾人。国家电视台在这一天现场直播女王的活动。女王节就是朱丽安娜女王的生日。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生日是1月30日，这一天荷兰的气温还很低，不利于进行户外活动，因此贝娅特丽克丝女王从即位始就宣布，在她在位期间，仍以她母亲朱丽安娜的生日作为荷兰的女王节。由于人们在这一天狂喝滥饮，因此这一天也是警察最忙碌的日子。1997年的女王节过后，据媒体报道，这一年的女王节平安度过，虽然有70万人参加了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欢庆活动，但无一事故发生。只是鹿特丹在这一天发生了酒后斗殴事件，警察拘留了33人。

除了女王节，荷兰还有一些重要的世俗节日。5月4日是荷兰的悼念日，悼念在历次战争期间殉难的人，特别是在二战中牺牲的“抵抗运动”的战士和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1997年的悼念日正好是星期天，星期六当天，教堂里举行了特别的追忆仪式。星期日晚上，官方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坝广场（Dam Square）战争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晚上8点，全国同时为战争殉难者们默哀两分钟，女王和其他国家政要于晚上8点在国家纪念碑下参加默哀仪式。5月5日是荷兰的解放日。1945年5月5日，加拿大军队解放了最后一块被纳粹德国占据的荷兰领土。这一天成为荷兰的解放日。由于经历过两次大战的人已越来越少，有人开始主张废除这个节日。而另一些人建议赋予节日新的意义，将关注的事情从过去转移到现实问题，在每年的这一天提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如反种族主义、反对排外主义等。1995年，在纪念战胜纳粹德国50周年之际，这一变革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一年解放日的主题是“睦邻”。全国各地的社团组织了各种活动，从不同的侧面来体现这一主题，如提倡社区的团结、促进不同种族的融合、帮助周围的人等。这一改革使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荷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即5月10日的全国骑车日。这一天本来是荷兰的风车节，全国骑车日定在这一天，暗含有将全民健身运动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的意思。每年的这一天，国家旅游机构都会规划出200多条自行车行车路线，每条路线长度30公里到35公里不等，而且这些路线都尽可能地经过一些风车。荷兰人本来就喜爱自行车运动，每到周末，荷兰的男女老少换上五颜六色的紧身自行车运动装，戴上防护帽，骑上自行车，在城外公路上骑行几十公里。在全国骑车日这天，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包括那些平时不大骑车的人，都蹬上自行车，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出门远游，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让全身心彻底放松一下。

二 宗教

宗教在荷兰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加尔文的新教传到尼德兰北部，马上受到欢迎，并拥有大量的信众。当时荷兰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下。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在位时对北尼德兰的新教运动采取宽容的态度，但腓力二世继承王位后，对新教徒进行残酷镇压。腓力二世的高压政策引发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成为“八十年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八十年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宗教战争。独立后的荷兰以加尔文教为国教。“八十年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宗教群体在全国分布不均衡。天主教徒在南部的北布拉邦省和林堡省占据主导地位，在其他各省则是天主教徒与新教不同教派教徒混居。在这些省份，荷兰新教改革派占主导地位，但天主教会仍然拥有相当的势力，在乡村地区还存在一些纯天主教村。总的说来，荷兰有一半的天主教徒集中在南部两省，其余一半分散在北部10个省内。

荷兰的天主教会是一个十分团结的教会，而新教的情况却不一样。从17世纪起，新教内部就不断地分裂，形成了许多教派，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对教理的理解产生歧义。第一次分裂发生在1618年，新教中的自由派从正统派中分裂出来。自由派信众人数虽少，但大多数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他们与正统派分裂的原因是他们试图结合“科学”思想的成果理解《圣经》，而正统派反对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1834年，新教正统派再次出现分裂。这一次分裂的原因是以亨德里克·科克（Hendrik Cock）为首的信众强烈反对将教会事务与国家事务交织在一起。导致这次分裂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对科学研究的成果与《圣经》故事冲突的解释。反对政教分离是原来加尔文教派的主张，因此少数派的亨德里克·科克自认为是正统派，而与其意见相左的多数派则成为主流派。1886年，阿姆斯特丹地区的新教也出现一次分裂，虽然直接原因不同，但根本原因还是对政教关系处理意见的不同。1892年，正统派（1834年与1886年分裂出来的）合并，建立了再改革派教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派内部又发生冲突和分裂。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26年的赫尔克肯事件（Geelkerken Case）。赫尔克肯认为《圣经》第一章“创世记”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有误。他认为，从科学的角度看，蛇是不可能开口说话的，因此他认为在阅读这一章时不必逐字理解。而教会中的主流派坚持认为，既然《圣经》中记载蛇说了话，那蛇就必然说了话。他们认为蛇对亚当和夏娃的诱惑是“创世记”中最具警世意义的部分，绝对不可被忽视。教会认为赫尔克肯的言论亵渎了《圣经》，决定开除赫尔克肯教籍。赫尔克肯被开除教籍后，率领自己的信众组织了新的教派。

1944年，荷兰新教又发生一次分裂。这次分裂的原因是对儿童洗礼的解释出现新的分歧。教会对洗礼的传统解释是，从洗礼那天开始，上帝已经将这个孩子接纳为他的子民。但是，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后成为教会不能容忍的罪人的话，教会认为这个人从来不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一部分教士认为，这种解释自相矛盾。他们认为，应该将对洗礼的解释修改为洗礼那天并不意味着上帝已经接纳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上帝的子民应该看他长大后的表现。但这种新的解释也有缺陷，因为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永远有蜕化变质的可能，只有死后才能盖棺定论，因此成为上帝的子民便成了遥遥无期的事情。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导致教派内部再次分裂。要求修改洗礼解释方法的教士被开除出教会，一部分信众跟随他们成立了新的教派，自称“解放改革派教会”。

“解放改革派教会”人数不多，但思想相当解放。其中一部分人对科学成就相当敏感，并热衷于在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解放改革派教会”于20世纪60年代末再次分裂，分裂出来的人组成一个新教派，自称“荷兰改良教会”。有些小教派的教士甚至主张承认同性恋婚姻，并为其主持婚礼。

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荷兰新教两大派别荷兰改革教会与荷兰再改革教会之间出现合流的呼声。两大教派的部分领袖积极致力于推动合并，并计划将合并后的教会更名为荷兰新教联合教会。合并原计划于1997年进行，但两教派合并牵涉许多具体问题，至今还未能实现。

荷兰曾是一个新教势力很强大的国家，加尔文教派长时间在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荷兰新教内部数度分裂，导致新教在政治上的势力不断被削弱。荷兰的改革教派经过19世纪两次重大的分裂后，加尔文正统教派从改革派教会中分裂出来，组成“再改革教会”。新教改革派、罗马天主教以及新教再改革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1879年的全国普查显示，荷兰改革派教会信徒占人口的54.5%，天主教会信徒占35.9%，刚刚建立的新教再改革派信徒只占3.5%，大约1%的人口表示没有宗教信仰。

新教再改革派和天主教派人口比例在此后的一百年里有一些变化。1971年的普查显示，天主教徒增长了5%左右，占人口比重达到40.4%，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反对节制生育，天主教教徒人口出生率比较高。以后，天主教徒人口比例有所下降，最低时为30%。至于新教再改革派人数，188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其比例在8%～10%，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没有发生变化；90年代初的调查再次显示，新教再改革派人口比例降至7%。与此相反，新教改革派信徒人口比例变化却比较明显。在1889年的人口普查中，改革派信徒人数比例降至50%以下，10年里降低了将近5个百分点。进入20世纪后，改革教派信徒人数呈下降趋势，在每10年进行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其人数每次都要下降3%～5%，到1971年，其信徒人数比例已降至23.5%。

以上数字表明，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荷兰出现了非宗教化倾向。197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无宗教信仰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23.6%，首次超过新教改革派信徒人口比例（23.5%）。

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曾经作为基督教堡垒的荷兰的宗教色彩迅速淡化。无神论者或不信教者比例越来越高。虽然直到20世纪末在荷兰基督教（包括新教各派和天主教）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民众对宗教的热情在不断消退。

根据奈梅亨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所做的独立的深度调查，2006年荷兰人口中，基督教徒占34%；到2015年，信仰某一基督教派的信徒比例降至24.5%，其中天主教信徒占11.7%，新教改革派信徒占8.6%，其他基督教小教派信徒占4.2%；穆斯林比例为5%；印度教徒或佛教徒比例为2%。调查显示，不信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66年为33%, 1979年为43%, 1996年为53%, 2006年为61%, 2015年上升至67.8%。荷兰社会与文化计划署估计，到2020年不信教人口比例将达到7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教会统计的信徒人数与社会民间机构的调查结果相差很大。譬如，荷兰天主教会声称，荷兰总人口中有1/4是天主教信徒。官方统计机构往往也采用教会的数据。然而，民间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自己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数不到教会公布人数的一半。这种误差往往源于教会的信徒人数是根据在本教堂登记者的家庭成员人数进行统计的，即教徒人数包括在教堂进行登记的信徒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及孙子。实际上，有些某个宗教教派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可能参加过洗礼，幼年时偶尔参加过教堂的礼拜，但成年后在问卷调查中宣称自己仍然是一个不信教者。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当然也有改变信仰的自由。有神论者通过思想的蝶化，成为无神论者。

近几十年来，荷兰出现了一种思潮，认为宗教不应该在政治和教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认为宗教是社会黏合剂的人也越来越少。这种思潮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不应该进行公开宣扬。这可能是荷兰非宗教化趋势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三 “柱化”社会的影响

（一）荷兰社会的“柱化”现象

“柱化”是荷兰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柱化”现象如果要用一句话进行定义的话，那就是社会生活被宗教和政治的分野划分成四个相互隔离的亚文化圈。具体来说，就是荷兰社会被天主教徒、新教徒、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纵向分割为四个小社会，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自己的小社会中活动，各小社会中的人老死不相往来。

“柱化”的全部含义只能由实例来说明。例如，一个天主教孕妇分娩时，她必然要到“圣伊丽莎白医院”或其他天主教医院生产。如果这个孕妇是新教徒的话，她一定会去新教的“迪亚康内斯医院”分娩。如果这个产妇是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那么她一般会选择医学院作为分娩的医院。如果某个天主教产妇实在来不及上医院，哪怕孩子生在家里也不会去“迪亚康内斯医院”。这时，她的家人会打电话找天主教会“白黄十字会”的护士到家里接生。如果产妇是新教徒，请到家里接生的将是新教“桔绿十字会”的护士。而属于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的产妇则会求助于世俗的“绿十字会”。

家庭妇女的活动也有规矩。如果她们要参加合唱队，天主教徒必然参加“圣西西丽亚合唱队”，新教徒必然参加“坎塔迪奥合唱队”，社会党人的妻子们则参加“人民之声合唱队”。天主教徒的子女只能进天主教学校，如“圣伯纳特学校”“圣约瑟夫学校”等，而新教徒的子女则只能上新教学校，如“圣经学校”等。有时，新教学校还有更细致的教派划分。各教派还有自己的童子军、夏令营。甚至连少年足球队也有门户之见，天主教学校的孩子决不与新教学校的孩子在一起踢球。即便是成年人的业余足球队，也分属两个足球联赛。为了避免“撞车”，新教徒的足球联赛总是在星期六进行，而天主教徒的足球联赛则在星期天进行。这种宗派分野意识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医院、学校、合唱队按派别分，工会、农协、雇主协会、零售商协会等也都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柱化”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分野突出表现在社会传媒上。天主教的报纸是《人民报》，新教的报纸则是《忠诚报》，社会党人的报纸是《誓言报》，自由党人的报纸是《新鹿特丹报》。各个“柱派”还有自己的地方性报纸。此外，荷兰的广播协会中有一些是超派别的，另一些则是属于“柱派”的。例如，KRO是天主教的广播协会，NCRV是新教的广播协会，VARA是社会党的广播协会，AVRO是自由党的广播协会。在“柱化”最严重的时代，天主教徒只订阅《人民报》而不看《忠诚报》或其他报纸，只收听收看KRO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新教徒则只读《忠诚报》，只收听收看NCRV的节目。

“柱化”也表现在婚姻上。在这种氛围下，天主教徒只与天主教徒结婚，新教徒只与新教徒结婚。在荷兰，婚姻自由虽然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跨宗教的婚姻要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而且婚后生活面临各种矛盾，因此极少有人敢迈出这一步。天主教徒死后只葬在天主教墓地里，新教徒则葬在新教墓地里。“柱化”社会使人们从产房到坟墓都在一个同质的亚文化圈中度过（见表1-2）。

（二）“柱化”社会产生的原因

“柱化”产生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6世纪。荷兰的独立战争从某种角度看是一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会是失败的一方。共和国时期，政府禁止天主教的一切宗教活动，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中央政府将以天主教为主的北布拉邦省和林堡省作为征服地来统治。天主教徒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的二等公民的地位长达一二百年之久。天主教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天主教徒被排斥于公职人员队伍之外。“八十年战争”之前，面对天主教会的压迫，加尔文教派从来没有屈服；而在共和国时期，面对加尔文教派的压制，天主教派也没有屈服。正好相反，这种政治压力锻造了荷兰天主教会的团结和组织的严密性。天主教会把自己的活动转到地下进行。

面对加尔文教派的高压态势，天主教会抓紧了对信徒的监控和防范。天主教教士对自己的教民进行家访时，会偷偷检查收音机调频指针所在位置，以判断这家人对教会是否忠诚，并对那些收听非天主教节目的教民及时给予规劝和教诲。教会监控着教徒的一举一动，为了防止本教会的教徒与非本教会的教徒接触，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医院。学校建立自己专有的球队、合唱队、俱乐部。荷兰的天主教徒所有的活动都在本教会的圈子里进行。除了防止身体的空间接触外，思想与外界的接触也是被禁止的，于是天主教会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出版社。

天主教会加强凝聚力的举动传染了加尔文教派的新教教会。新教教会也“比葫芦画瓢”，建立起属于本教会的小社会。荷兰最早的几个政党都是宗教政党，如反对革命党、天主教人民党和基督教历史党。它们很早就融入前两个柱派，并且通过“柱化”拥有稳定的支持者。因此，自由党和社会党出现时就处于没有柱派支持的劣势地位。为了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它们选择了建立自己的“柱派”，通过“柱化”来团结和稳定自己的支持者。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荷兰社会的柱化结构表现为四根“柱子”，即“天主教柱”“新教柱”“自由党柱”“社会党柱”，但这四根柱子的“柱化”程度并不一样。一般说来，天主教派的“柱化”倾向最强，新教次之，自由党和社会党的“柱化”倾向最弱。天主教派之所以“柱化”得如此彻底，是因为天主教会的组织最严密，教会神职人员对教民的控制也最严。

新教的情况大不一样，与天主教相比，其队伍要涣散得多。新教不像天主教会那样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以协调教会内部各种分支组织。各地区教会各自为政，相互间缺乏联系和沟通。而且，新教内部各派别的社会隔离意识一般比天主教弱。

世俗社会的两个“柱派”——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伦理和文化上没有多大的差异，他们“柱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因为政治观念的差异，其次是对两个宗教集团“柱化”的反应。既然，两大教会在工会、球队、医疗、文化、体育和政治领域中把自己圈起来，将自己隔离于世俗社会之外，这两大世俗集团也只好建立自己的社会生活系统。实际上，世俗社会两个“柱派”之间的界限也比较模糊。这两个社会集团并没有建立自己派别的卫生和教育系统，它们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宣传系统上。

（三）“柱化”社会的瓦解和遗留影响

“柱化”现象是荷兰政治中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种现象妨碍社会的团结、稳定并阻碍社会进步。因此，长期以来，荷兰的有识之士都致力于消除这种倾向。荷兰“柱化”倾向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它产生于19世纪，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第一个高峰。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地下抵抗”运动使世代宿敌结为盟友，“柱化”程度一度降到最低。二战结束后，荷兰的部分政治精英曾想借大战胜利的东风彻底消除“柱化”。但是，教会的领袖们抢在他们前面重新恢复了他们的“柱派”。

应该说明的是，荷兰“柱化”的程度不仅在各个“柱派”中表现不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竞争的后果之一是促进社会的融合和同质化。因此，即使在“柱化”最严重的年代，荷兰也存在一些没有受到“柱化”倾向影响的领域，一些领域虽然存在“柱化”倾向，但抵制“柱化”的力量也十分强大。理工科院校、高科技研究院所、法律界和医学界的协会都是非“柱化”的。高科技公司是非“柱化”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高科技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招聘雇员时只重视能力而从来不看招聘对象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传媒领域也有一些组织从来没有派别背景，全国销量最大的《电讯报》（De Telegraaf）就是一份超越“柱派”的报纸。

20世纪50年代，“柱化”一度再次达到高峰，但在60年代后期出现转机，社会“柱化”倾向逐渐减弱。社会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反柱化”（Depillarisation）。6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柱化”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教会对本教派教徒投票方向的控制力减弱，派别领袖也不再进行“柱化”鼓动。宗教色彩最浓的《人民报》将其副报题“荷兰天主教报”悄悄地删掉，转为中左日报。各议会党团也逐渐放弃了原来从本派各组织中选拔议员的习惯做法。其次，非“柱化”组织的数量大大增加，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荷兰政坛上涌现出一大批小党，这些政党都没有“柱派”背景，由此政坛上“柱化”的界限被打破。最后，在广播领域，“反柱化”倾向特别明显。有“柱化”倾向的广播协会影响力越来越小，而没有任何派别倾向的电视电台广播基金会（TROS）和“维罗妮卡”（Veronica）发展为荷兰广播界最大的两巨头。最后，荷兰社会的派别隔离也在逐渐消失，个人的派别归属感基本不存在。从组织层面说，原来归属于不同“柱派”的组织开始依行业进行合并。例如，原来卫生界的三大“十字会”已在许多社区合并为一个“跨派十字会”（intercross）；原来的社会党工会与天主教工会合并为一个工会“FNV”。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柱化”倾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原来产生“柱化”的动因已经消失。天主教会原来是荷兰“柱化”倾向形成的最主要的推动者，因为天主教徒原来是荷兰最受压制和排斥的亚文化群，最需要通过社会隔离来保护自己免受其他亚文化群的渗透和侵蚀。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天主教徒在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其世敌新教，因此它又成为“反柱化”运动的先锋。

荷兰“柱化”社会瓦解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从70年代起由科技进步、商业竞争及全球化运动产生的社会同质化的趋势。全球范围的商业竞争的压力要求每个国家、每个商业集团、每个企业、每家工厂都尽可能充分集合资源来扩大自己的竞争力，这其中人力资源至关重要。可以这么说，能否罗致到最优秀的熟练工人与最优秀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是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柱化”阻碍了人才的流动，阻碍了人员在社会经济最基本的“细胞”之间的优化配置，或者说阻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打破“柱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高科技部门和跨国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柱化”倾向无法影响的领域。现在，这一领域已经扩大到全社会。这一趋势，任何宗教或世俗的精英无论愿意与否，都阻挡不了。

1980年，天主教“柱派”的最高政治代表天主教人民党与新教“柱派”的最高政治代表基督教历史党和反对革命党宣布合并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这一事件标志着荷兰“柱化”社会的结束。荷兰的“柱化”社会瓦解后，社会隔离虽然被消除，但宗教教派对民众的影响和操控以及对政治和媒体的影响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通婚的比例还是比较少，各个宗教政党依然是荷兰政坛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