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河面上行走

马麟的父亲临终前对马麟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学会在河面上行走。”

那是在老宅的东厢房里，纸窗上结着厚厚的乳冰，在幽暗的灯光中，冰凌闪闪烁烁如初现的繁星。

马麟跪在地上，他突然意识到父亲真的不行了，自己觉得两个膝盖发软，眼窝儿发热。那一跪就是一个时辰，马麟被家人搀扶起来时，腿已经不能走路了……

马麟的父亲临死的那天夜里，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边境小镇绥芬河。王司令（指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司令部也提前一天撤到了苏联境内。就在王司令的司令部向苏联撤退的时候，马麟和他的“秧子”抗日队仍在二道岭阻击着日军，他们都打红了眼，觉得昏天黑地的，浑身的血也沸腾起来。在阻击战中，马麟眼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下去，日本关东军突破防线时，他冲了上去，在那一刻，马麟想，这回，他的“秧子”抗日队真的全部杀身成仁了。

天黑时，马麟醒了过来，他知道自己还活着，躺在树林的雪窝子里。四周静谧，甚至闻不到硝烟和血腥味儿。马麟打了一个冷战，他摸了摸前胸，前胸上湿乎乎的，映着雪光一看，是血。马麟立刻又浑身瘫软，倒在了矮树棵子里。不知多久，马麟被冻醒了，他爬起来，又哆哆嗦嗦地在身上摸着，直到他确定自己是被子弹划了一些皮外伤，才借着柳毛棵子的遮掩，沿满是白雪的细林河沟膛子，踉踉跄跄地到了头道屯的油坊赵麻子家躲避。

在赵麻子的豆饼窖里，吹了油灯，马麟的眼睛还是闭不上，他的耳边总是嗡嗡地响着，类似现在说的耳鸣。第二天，他的大烟瘾又犯了，要死要活地在地窖里打滚儿。

说起来，马麟家也算得上五站的大户人家，他爹叫马银厢，盛京府金州厅人，光绪十七年来三岔口（现黑龙江省东宁县），参与官垦，当时，任帮办委员，月薪银十两，车脚钱三十仟文，渐渐置办家业。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事发，官垦大遭破坏，宁古塔至三岔口的驿路再度荒凉，马银厢就凭空占了大片的熟荒地，在三岔口北面盖房子定居下来。

马家定居之后的十年间，犹如东北一望无际的大甸子上春天萌发的野草，以典型的野蛮形式成了暴发户。到马麟初长成的时候，马家已经拥有了几天走不到头的大片土地，在“旗镇”绥芬河有火磨米粉厂，在双城子（俄境乌苏里斯克）和海参崴（俄境符拉迪沃斯托克）也有商铺。然而，很多事似乎都暗合了某种天数，老掌柜马银厢这一代苦心经营的家业到了马麟这一代就像是到了秋天，果实和叶子纷纷坠地。在马家掌柜看来，他似乎违拗了什么，不然他不会生出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是败家子儿。

马老掌柜的三个儿子中，马麟行二，上有哥哥马麒，下有弟弟马龙。马银厢像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心血，最初，马老掌柜的送他们读私塾，民国后又送他们读公学。谁想，这三个儿子似乎生就与他结了孽缘，不用任何人教，十四五岁就染得一身恶习。吃喝嫖赌，劣迹斑斑。张宗昌（东北军阀，后随张作霖入关，任山东都督）被贬到绥芬河后，为筹军饷在绥芬河开放了大烟禁，绥芬河成了飘着各国旗帜的“旗镇”，迎来了它的泡沫般的繁荣。那个年月，马家兄弟如鱼得水，经常出入烟花柳巷，对外赊账，对内骗钱，变本加厉，成了老街上有名的公子哥儿。马麟20岁那年冬天，具有官办色彩的富宁公司开始策划收购马家的一部分土地，富宁公司的人知道马家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经过精心设计，不久就把马家三兄弟给收买了。而马家三兄弟也觉得是“机会”，他们可以从中弄钱以供自己挥霍，就态度积极地和富宁公司的人里应外合，结果，富宁公司收买马家土地一事使马家损失惨重，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腊月时，马老掌柜的大病一场，起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断绝与三个儿子的父子关系，清理了门户。

就在那个多雪而寒冷的冬天，大少爷马麒死于老街街头。小少爷去海参崴做生意，一走就没了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旗镇里只剩下马麟，马麟也贫困潦倒，浪迹街头。就在马麟走投无路的时候，外面发生了大事情，日本人打下了沈阳，并继续向东北推进。那些日子里，街头上出现了宣传不当亡国奴的标语，还有一些学生和打着各种各样抗日旗号的人宣传抵抗和筹款。马麟整天醉生梦死的，他没钱了，迎春园的小翠不理他了，韩老大黑烟铺也不赊烟给他，他只剩下一些没用的朋友。他流落街头，像一个要饭花子。

形势变化特别快，不久，王司令的抗日救国军进驻东宁，为了筹军饷，救国军在这个地区又开了大烟禁。马麟是有名的“大公子”，大烟禁一开，他就给“丹仁堂”烟馆做帮衬，人家需要他这个大户人家少爷的“幌子”，他也得以混一口饭吃混一点烟抽。马麟虽出身有钱人家，性格还算温和，待人也多有周到，特别是他有钱的时候，出手大方，为人慷慨，所以在一些烟民中口碑不错，还有一些人缘。这样，在下午温和的光线里，就常有一些烟民来告诉马麟外面发生的事，抗日救国军的人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浩大。对外面的事一直麻木的马麟，突然在一个雨后的傍晚哭了起来，他哭得十分伤心，哭得自己都不知所措。

马麟大概想起了原来的自己，想起衰落下去的家业和生死逃亡的兄弟。或许还有别的什么。第二天，马麟来到了街上，他倚在青砖墙上，看着那些救国军威风凛凛地从街上走过，尽管那些军人的服装还不够统一整齐，可每个人的胳膊上都套着袖标，袖标上白下红，黑字写：“救国军不怕死不扰民”。马麟被那种群情激奋的状态感染，他突然想参加抗日救国军，这个想法一出现，就觉得自己的血开始热起来。下决心那两天里，马麟还联络了一些烟友，在一起讨论参加抗日救国军的事，大家都觉得挺有意义，甚至还在一起激昂地讲岳飞和花木兰的故事，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讲是这样讲，不过，谁都不免隐藏着这样一个心理：当救国军可以改变人们对他们这些“烟鬼”的看法。不想，马麟组织抗日队的消息一出来，街上那些同马麟认识的“秧子”们也纷纷来找马麟，表示要参加抗日队。那些“秧子”是街头上扎纸活的、卖豆腐的、算命的和要饭的……

马麟带着这支怪模怪样的“队伍”去救国军募兵处，那里值班的人觉得他们十分好笑，嘲笑了马麟他们一番，告诉他们当救国军可不是玩“跑马”（一种孩子玩的打仗游戏），有这个心把抽大烟的钱捐出来就算抗日，就算积德了。

就在双方产生分歧，相持过程中，救国军司令部的李参谋来了，他听说马麟他们这伙人是烟鬼和街上的“秧子”组成的，眼睛立刻一亮。他热情地把马麟领到接待处的客厅里，给马麟倒了茶。

“兄弟叫李贵，是司令部的参谋，你们的爱国热情应该大加赞赏。”

马麟受到这样的礼遇，心潮起伏，激动得不能自已。叫李贵的参谋有特别的政治敏锐性，他一下子就可以认识到马麟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参加救国军的重要意义。经过请示，马麟他们被改编为抗日救国军特别大队，归李参谋直接领导，参谋从兵工厂里给他们调来了一些经过修理，可以使用的步枪，还给他们派了一个老家里城（辽宁籍）的老兵任教导官，负责训练他们。“兄弟我免贵姓孙，以后你们叫我孙教官。”孙教官用里城话说。

不几天，抗日救国军在东宁办的报纸就报道了马麟抗日特别大队的消息，记者还在文章的结尾抒情道：不管是谁，不管能力大小，只要起来抗日就是好样儿的。

姓孙的教导官工作十分认真，完全按正规军的办法训练他们，练队列、开枪、拼刺刀等等，马麟特别支队的“秧子”们头几天还觉得新鲜，可被不停地训练就坚持不住了，有的想开小差。不想，姓孙的教导官治军严厉，差点把算命的老黄头的腿打折了。

大家都怕姓孙的教导官，这个特别支队名义上马麟是“司令”，可实际上，大家都听姓孙的教导官的。

事后马麟知道，姓孙的教导官在部队里也是捣蛋兵，以前开小差，腿差点被打折了。也许人家根本就不重视他们这个“秧子”队，派的教导官也派个“秧子”。奇怪的是，姓孙的老兵被委以“重任”后，居然格外认真，他处处做表率不说，还整天一脸的神圣感。

进入腊月，前方吃紧了，东宁还是一派热闹。土街上人来人往的，锣鼓、唢呐、铜锣时不时就响起来，还有人提前扭起了大秧歌。

那天天刚放亮，“秧子”抗日队就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去七站布防。“秧子”队里的秧子们已经受够了每日刻板的训练生活，“布防”新鲜感使他们孩子般快乐起来。队伍很快集合了，走出老街，天才大亮起来。

“秧子”队是午后到达指定的布防地点的，孙教导官说他们的阵地叫“6号阵地”。在他们布防之前，那里已经修筑了一些简要的工事。

那天的伙食也不错，五花猪肉片炖白菜水豆腐，主食是高粱米面和小麦面两合馒头。由于天气寒冷，还另为每人配了二两玉米小烧。“秧子”队布防的地方是獐子岭侧山头，山脚下是进入五站的公路，那个地方山高林密，山势颇为陡峭，有点虎踞龙盘的意思。据说守那一串防线的是两个团和三个大队，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团的兵力。“秧子”队布防的地方算不上是主阵地，但也是主阵地两翼最靠近前方的地带。

吃过饭之后，马麟和几个烟鬼在稀疏的林子里抽了大烟，迷迷糊糊躺在林子里，这个时候，有喜鹊在桦树相搭的枝条上跳跃，马麟的眼前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光线……

马麟他们沉浸在幻觉状态时，枪炮声爆竹一般在耳畔响了起来，孙教导官把马麟从林子里叫出来，命令“秧子”士兵进入阵地，进行阻击。这些“秧子”兵虽然经过速成训练，但毕竟谈不上训练有素，他们一进入阵地就胡乱开起枪来。“秧子”队开枪不久，进攻的日本关东军就开始用火炮还击了。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了“秧子”队的阵地上，从一尺多深的雪里掀出草皮和黑泥，也将几个奔跑喊叫的“秧子”兵炸得血肉模糊。炮弹并不是炸几个就完了，而是没完没了地炸，即使趴在工事里没被炸着的“秧子”兵也给震傻了。事实上，对于铺天盖地的炮击，不要说“秧子”兵们没有心理准备，就是孙教导官也发懵，他所知道的“打仗”的含义和经验，和眼下发生的事不相联系，他对当时的作战缺乏起码的了解。这样的困惑也许对各个阵地的抗日部队都是一样的。

炮击结束了，硝烟也几乎散尽了，“秧子”兵还没缓过神儿来。他们还抱头趴在工事里，睁不开眼睛，耳朵嗡嗡直响。就在关东军炮击“秧子”大队阵地的时候，在主阵地指挥作战的李参谋接到了司令部撤退的命令，这个命令并没有向“秧子”队下达。离开阵地前，李参谋用望远镜向“秧大”队的阵地上撩望了一下，突然，他觉得心抖了起来，他看到密密麻麻的日军向“秧子”队所在的阵地开展了进攻，尤其令他惊讶的是，“秧子”大队竟顽强地阻击着，战斗空前惨烈……在属下的催促下，李参谋不得不离开了战场，这个时候，李参谋的眼圈儿有些发红。

在“秧子”队的阵地上，“秧子”兵在肩上受了伤的孙教导官和马麟的督战下已经没有退路，他们开始向带着皮帽子的日本关东军猛烈还击，可是，他们的战斗力太弱了，关东军并不太吃力就攻到了阵地上。很快，双方可以看清对方的脸了，哈出的雾气染白了皮帽子的毛和短胡子。

孙教导官大喊着只身冲出阵地，可惜没跑几步就中枪了，身子歪了歪就倒在阵地上。仗打到这份儿上，什么人也会打红眼的，“秧子”兵把什么都忘了，马麟和还活着的“秧子”兵也叫喊着冲出了阵地，与爬上阵地的关东军厮杀在一起……马麟冲向一个军官模样的关东军时，他觉得自己被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腿一软就滚下山坡……

父亲马银厢被草草地安葬了。马麟在父亲的坟头说了很多忏悔的话，大意是说他从此戒掉大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立志学好。然而，这些话马银厢都听不到了。

在马银厢葬礼那天，人们看到马麟独自一人在马银厢的坟前站了一个下午。那天下午下起了清雪，天空模糊一片，从山冈上就看不到马麟的身影儿了。

父亲死后，镇里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马麟只好到深山老林里去种地，他走上父亲马银厢当年垦荒的路线，一直走到荒无人烟之处。

在被当地人称之为交界顶子的深山里，马麟在那里种了很多粮食，并且他热衷于作物的嫁接实验，在一年只能进行一次的实验里，马麟品尝了失败的痛苦和由于痛苦带来的强烈的希望。所以，每年春天对于马麟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伪满洲国推销日本所谓的优良品种时，很多当地的农民都把它埋在菜窖里，马麟却把那些种子装在破衣服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到深山里，又开始了他的实验。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东北。当年随王德林转入苏联境内的李参谋已经是少将了。一踏上东宁的土地，李参谋就想起了马麟和他的“秧子”特别抗日队，正是由于那支“秧子”队的阻击，才为他们顺利撤退到苏联赢得了时间。

李参谋派人了解“秧子”队的情况，寻找“秧子”队幸存的人员。后来，李参谋得到了消息，知道马麟还活着，李参谋特别高兴，那天夜里喝多了酒，摔跟头把脸摔了一个口子，落了一个终身的疤痕。不久，李参谋随苏联红军去了哈尔滨，他留给地方临时政府的意见是：请马麟同志出来工作，比如，可以当公安大队长。

县政府的人找过马麟几次，请他出来工作，但都被马麟拒绝了。马麟仍然在深山里研究他的农作物，长年事农，并且久经风吹日晒，无论外表还是心里，他都成了标准的农民。那个时候，马麟已经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旱烟都不抽，酒也不喝。

后来，马麟的嫁接有了突破，他搞出了几十种蔬菜和粮食的新品种。据说，现在当地人家种的植物中，成熟时仍为绿色的西红柿，绿色的茄子，紫色的辣椒等等都是马麟半辈子的成果。

马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死的，终年74岁。临死那年冬天，他在位于边境线的细林河上走着，回忆起往事，他的眼前一片混沌。寒风吹来，老泪阻挡了本不清晰的视线。就在覆着冰雪的河面上，马麟的心突然有了年轻那会儿的跳跃感，他一生都没有忘记父亲临终说过的话：“你要学会在河面上行走”。他整整想了一辈子。虽然古书上说会轻功的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马麟知道他不行。马麟也知道父亲指的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他也想不清楚。……现在，马麟明白了。

马麟明白了，他穷其一生苦苦思索的问题原本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不过，马麟还是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十分神圣的任务。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