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的特征和新闻学的发展

新闻活动是一项时代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本质上说，它是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同步思维、同步反映。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每当有重大演变发生，它都及时地摄取过来，迅速传告四方。有谁像它那样与时代的步伐合节合拍？与时代的身影伴随不舍？然而，作为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观念形态——我国的新闻学，却缺乏与时代的同构件，不能对同时代的新闻实践起到应起的指导作用。这就需要缩小新闻学的时代差，在新闻学研究中，紧扣时代脉搏，贯穿时代精神，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对象都要有时代特色，顺乎当今时代的要求。否则，我们的新闻学只能远在新闻实践、新闻改革的时代进程之后，缓慢而艰难地爬行。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始，未来学专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惊喜地向人们宣告：“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其实，这是称不起预言的一个“预言”。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山巅，就观测到分析与综合相对立而以分析方法为主的“分裂时代”行将结束，预见到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方法为主的“整体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在《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科学巨著中，运用普遍联系的整体哲学和系统方法，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世界图景。这就诞生了与时代同构的哲学——现代整体哲学，与时代同构的思维方法——现代系统方法。

但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习惯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方式。人们出于一时的需要和局部的效益，把普遍联系的世界和系统完整的事物，随心切割成条条块块而分别加以征服。人们在征服对象之后，包袱和惩罚接踵而来——环境严重污染，失去生态平衡，沙漠逐年扩展，人口增长过猛……人们在吞食这些“分而治之”的苦果的时候，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曾倡导过的整体哲学和系统观，开始改变对大自然的态度，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综合平衡、综合开发、综合治理、综合效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系统分析、系统工程、系统行为、系统优化，成为人们常用的手段。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进一步理论化，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运筹学等一系列横向学科的问世，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等又一批崭新学科的创立。这些新兴学科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鲜明的方法论意义，是整体哲学的实践化，也是当代实践的哲学化，为人类的思维和实践实现综合化、系统化，提供了通用而卓有成效的“公共方法”。至此，当今时代的哲学特征和思维特征——以综合为主和整体化，就更充分地显现出来并被更多的人察觉到了。故此，当今时代常被人们称为“新的综合时代”“系统时代”。

这种哲学和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从实物中心论转为系统中心论，也就是把认识对象——具体事物，视为多要素、多层次、多功能的系统整体。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少用“切割法”，多用“透视法”。也就是认识活动必须尊重和保持系统内部的原样联系，尊重和保持事物与环境的原样联系。舍此，我们还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不能获知局部的真相，也不能揭示整体的本质。我国的新闻学要与当今时代同构，应当奉行这样的哲学，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近年来，也尝试运用某些现代科学方法。但由于我们接受的是苏联30年代加以曲解后而形成的哲学体系，这就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长期理解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或者并没有把那些科学观点，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以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有时又暴露了观念的陈旧和眼界的狭窄。比如，在新闻界有一种十分流行、普遍公认的提法：“新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不管这种提法的用意何等良好，但它终究是不科学的，对新闻学的发展是有害无利的。

从整体观、系统论和科学学的角度看问题，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应当是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应用学科这样三个要素、三个层次的综合整体。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固然有它的特殊性，比如它的某些分支实践性很强等。但为了强调新闻学的实践性，宁肯把新闻学局限在应用学科的单一层次上，新闻学还怎能自成系统，自立于学科之林？说新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意味着它所包容的仅仅是采写编评等业务知识，连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也难入其列。显然，传统新闻学走的是一条“重业务、轻理论”的路，而且路越走越窄。果真如此，新闻学就的确没有什么学问了。这样的新闻学单调贫乏，哪还有当今时代对多样性的包容和综合气概？

当代新闻学不仅要发展自己的应用学科，同时也应努力建构自己的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从而优化新闻学的系统整体。在笔者看来，新闻学的基础学科是传播学和舆论学，以及二者的综合与具体化——新闻学原理。新闻事业是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社会舆论机构及其活动，把传播学和舆论学视为新闻学的基础学科，是合乎逻辑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过分强调新闻学的直接应用性，它的基础理论学科至今仍处在拓荒时期。80年代初，传播学才从国外引入，还需经历一个进一步了解、介绍和消化的过程，才会有科学形态的中国传播学著作诞生。舆论学专著六十年前就在外国问世，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十分有限，而我们自己不但没有专门著作，连像样的论文也很少见。这和我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的日益增强，十分不相称。至于新闻学原理，由于对传播学和舆论学的研究落后于时代发展，它也显得内容贫乏，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没有达到“原理”的高度。在新闻学这个系统整体中，基础理论学科居于最高层次，它对下属的技术学科层次和应用学科层次，起着统摄作用。没有基础理论的充分发展，就不能揭示新闻现象的深层本质，不能把握新闻活动的根本规律。从整体上讲，新闻学就没有完成本学科所承担的任务，新闻学也就不能称为科学。即便是新闻学的应用学科，本身也含有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两部分内容。如果新闻学一直沿着“重业务、轻理论”的老路下滑，不但新闻学在整体上层次不全，单就它的应用学科这一层次来说，也不会有多大的科学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应用技术讲得再多再细，业务训练搞得再勤再严，所造就的人才往往是一身匠气，而缺乏新闻人才最可贵的灵气和创造性。

由于忽略新闻学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由于不恰当地强调它的应用性和直接实践性，曾带来尽人皆知的恶果：一是新闻学只在业务圈子里打转转，走向了自我封闭，使学科内容过分单一、过分简陋和低层次化，长期摘不掉“新闻无学”的帽子。二是长期没有自己基础学科作统摄，其他学科便乘虚而入，占据高层次的统领地位，从而打乱新闻学的系统归属，丧失新闻学的独立地位。近些年，有些新办的大学新闻专业带有过分浓重的文学色彩，原因之一是把语言文学当成新闻学系统的基础学科，或说把新闻学当成了语言文学的一个分支。笔者认为，为了缩小新闻学的时代差，首先是要用系统观对传统新闻学进行整体考察和审视，在明确新闻学的系统归属、系统构成的前提下，填补空白，丰富层次，实现新闻学系统与当今时代的同构。至于在具体课题的研究中，如何运用以综合为主的系统方法，笔者另有专文（《在系统联系中揭示新闻的本质和规律》，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学论集》第十二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二

人类曾以物质材料为标志称呼自己生活过的时代，如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也曾以能量为标志来称呼自己生活过的时代，如蒸汽机时代、内燃机时代、电力时代。现在，人们开始用物质固存的虚性层次——信息，来称谓自己正在生活着的当今时代了。

用“信息”来称呼我们这个时代，显示的是当今时代在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特征。在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中，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技术占据先导的和核心的地位。而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信息处理技术即电脑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即通信技术。信息时代的巨量信息只有依靠电脑技术方能迅速处理，只有采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才能及时传递。新技术革命的过程，是电脑技术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渗透的过程，是社会的电脑化、通信化和自控化的过程。广泛而深刻的新技术革命，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变革，发生产业革命。在当今时代，信息产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由于电脑技术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武装，加速了新闻传播技术的电子化、现代化，带来了新闻传播事业的空前繁荣。如果说当今时代的思维特征要求新闻学改变自已的思维方式，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那么，当今时代的技术特征和产业特征，则要求新闻学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更新许多已经显得陈旧的传统观念，为新闻学系统增添反映时代变迁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要素。

过去，我们只是强调社会制度对新闻事业的决定作用，并曾把人的因素和技术因素截然对立起来，不能如实地把先进技术看作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延伸与放大。这样，技术因素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中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沦为一个备受冷落的角色。新技术革命的神奇“魔力”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对传播技术的研究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加拿大传播学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就是信息”的论断，但也不能说这一论断毫无道理。应当承认，广播电视这类传播媒介的出现，卫星通信传播网络的建成，都为受众提供了先前无法获知的新信息。这不就是新传媒技术决定了信息的质和量吗？新闻活动也是一种生产过程，在西方被称为“新闻工业”。虽然记者的大脑一直是生产过程的关键“设备”，但总离不开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操作。似乎也可以说，新闻工具和传播技术乃是新闻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指示器”。熟悉新闻史的同志都知道，无线电报这种技术设备用于新闻传播，不仅推动了世界性通讯社的生成，也改变了新闻写作的传统，产生了“倒金字塔”式的新结构、新章法。新技术革命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无线电报曾起的作用。实现电子化之后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新闻记者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新闻人才的训练和造就，新闻事业的管理与控制，国与国新闻活动的合作与竞争乃至受众的心理和素质，新闻作品的价值取向和表述方式，都将一改旧貌，有一个新的态势。新闻学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使新闻学面临一系列崭新的研究课题。它的内容需要现代化，它的体系需要现代化。

为了更新新闻观念，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闻学范畴体系，我们的确应当把所研究的一切，放在新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放在我国社会主现代化建设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过去我们把新闻叫作一种报道，近乎同义反复。现在我们把新闻看作一种特殊形态的信息，似乎更合逻辑。过去我们只管播发新闻，发行报纸，现在十分注重信息反馈，健全反馈机制。过去我们注重版面上的新闻条数，现在却知道要掂掂里面的信息含量。过去办报重在琢磨上级的精神，现在懂得也要顺应读者的接受心理。这些观念上的新旧置换，没有信息时代呼啸而来的大潮流，没有信息论、传播学等现代科学的引进和应用，能够发生和实现吗？

在信息时代这个大背景的辉映之下，一些被扭曲了的认识将被矫正过来。比如，传统新闻理论一直把新闻事业纳入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我们承认新闻活动是一种信息活动，新闻事业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归属方法就不那么十分恰当了。当代新闻事业传播大量的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和广告信息，这类信息活动直接参与了生产过程。科技信息成为生产力的要素。广告宣传实为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一个环节，职能就是推销企业的商品。这些活动、这些信息并不为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服务，而是跨越生产关系这一中间层次，直接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直接进入生产力的结构。自然，它们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可言。新闻事业的这些活动和职能，是不能纳入上层建筑，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当然，新闻事业作为一种关系全局的事业，它的多数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说它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但也有非上层建筑的成分和功能，可能是较为恰当的。笔者这些具体看法未必完全正确，尚可进一步探讨，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趋势，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力却是不容低估的。

三

如果对当今时代的特征也做系统分析，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三个层次：一是思维方式上的特征；二是技术、产业结构上的特征；三是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制度上的特征。前两个层次以及它们对新闻学发展的要求，前文已述。当今时代社会制度上的特征，就世界范围来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和竞争，就中国来说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特征要求我国的新闻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在改革并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对这一问题，笔者还将设题撰写论文，在此也不赘述。

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上的相互关联的特征，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显著的派生性特征，如社会节奏的加速就是其一，它对新闻学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要求。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发展速度，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变动节奏。农业社会的节奏与四季变化同步，它使人的思维面向过去；工业社会的节奏与机器运转同步，它使人的思维面向现在；信息社会的节奏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步，它使人的思维面向未来。在手工操作和机械操作的时代，人们的思维受着以往经验和传统习惯的规范。在信息时代，由于社会实践的节奏加快，人们不仅要知道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还要知道客观环境将要发生什么变化。简单的经验思维和反馈思维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当今时代需要的是科学思维和超前思维，需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测。经济预测，市场预测，政治预测，军事预测，科学预测，技术预测……人类已经进入用未来规范现在的时代。对缓步挪移在实践之后的中国新闻学，需要注入这种面向未来的超前精神，从而焕发它的青春活力。

多年来，我们总以为新闻理论产生于新闻经验的日积月累，哪知这是不小的误会。毋庸置疑，知识的终极来源是人类的实践经验，但科学的新闻学绝不会萌生于对新闻经验的整理与组合。要使新闻经验转化为新闻科学，首先，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哲学修养，进行必不可少的哲学训练，这是获得理论思维能力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要有创造的激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和建构能力。通过能动的思维，一方面回味历史和经验，另一方面预测和建构未来，从而竞放思维之花，结下智慧之果。只有如此思维，才有科学理论的诞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有力地调整现在，指导未来。

可见，新闻经验与新闻科学之间并非直截了当的因果关系，并没有简便的转换方法。可惜的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有时就像爱因斯坦所批评马赫的那样，“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误认为“理论产生于发现，而不是产生于发明”。（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69页和第438页）而当我们建立某种体系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给经验知识“编目录”。如果我们的思维不能从这种经验思维的反馈结构中解放出来，一味地沿着“经验在先，总结在后”的路线运行，我们的新闻学只能停留在经验主义的水准，能起一种用过去规范现在的保守作用、定式作用，不可能引导人们有预见、有追求地去创造崭新的未来。人们在探究新闻学的落后原因时，往往归罪于所谓的“脱离实际”。依我看，中国的新闻学之所以落后，倒因为它“太实际”了，太经验化了。

我是赞成建立《新闻未来学》的。一种理论，一种学科，如果毫无预见和远见，只盯着过去和眼下，便不能称为现代的科学。托夫勒和奈斯比特在它们的未来学著作中，曾对信息时代的新闻事业发展作过某些预示，其结论未必个个精到，但指出的某些趋势，至今看来还是有见地的。然而，要建立科学的新闻未来学，或在通常的研究中有能力预测新闻事业的未来发展，必须由科学的方法做支柱。方法之一，就是定量分析、定量描述。对定性分析我们是熟悉和熟练的，对定量分析却手生得很。不善于进行定量分析，或说没有这种习惯和传统，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极为薄弱的一环。我们的研究队伍欠缺数学知识，对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描述往往视为畏途。运用数学工具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国内外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可在我国新闻学术界有志于此者却寥寥无几，他们时有一种寂寞感和孤独感。这对我国新闻学实现现代化，实现与时代的同构，是一个难度不小而又必须跨越的障碍。

令人鼓舞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预测组共同牵头，组织全国有关人员开展的大规模研究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其中第一位的内容就是对新闻事业现状的调查及未来发展的预测。在已经公布的两批研究成果中，不论是对现状的大型调查，还是对报业的发展预测，都从宏观或微观上做了定量分析，增强了新闻学研究的精确性和新闻理论的说服力。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新闻学研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好兆头。

四

在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之外，还有另一个派生性特征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在当今时代，人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了。

80年代中期，在我国文学、美学、心理学和哲学学术领域，对主体意识和主客体原则讨论得相当热烈而认真，这自然也是对时代精神的顺应。奇怪的是，在历来十分敏感的新闻界，对此却没有什么反响。

只要有了主体意识，人就不甘心再做自然环境的奴隶，就不再甘心依附于他人，不甘心处于纯工具的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当今时代的人在客观环境中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主宰”。人类有了更高的自由和更强的能力，按照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需要来控制世界，改造世界。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客体性原则固然仍被尊重，但主体性原则上升到了侧重点的地位。由于传播手段的现代化，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加速，传播主体——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天地更广了，接受主体——新闻受众的选择余地更大了，人在新闻传播过程的主体地位提高了。然而，新闻界却没有通过探讨，为自己的主体地位寻求理论上的支持。

笔者认为，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也应在坚持客体性原则的同时，努力为主体性原则的贯彻开辟道路。新闻学对主体性的研究，当前似乎应该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应当搞清楚，当代的信息传递是双向流程，新闻活动的主体是双重主体。从获取自然信息、制作和传发新闻信息这一流向来看，自然信息和新闻信息是客体，加工自然信息和“生产”新闻信息的人——新闻工作者则是主体。而从寻求信息、选择信息、接受信息以及反馈信息的过程来看，新闻信息和反馈信息是客体，新闻受众则是接受主体。不能只承认传者的主体地位而否认受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只研究传播主体和传播过程而不研究接受主体和反馈过程。如果说我们对传播者的主体性研究得尚且不深不细，对接受者的主体性则刚刚投入少许的注意。而对新闻受众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不进行认真的充分的研究，当代的科学新闻学是建立不起来的。

要研究传播者和接受者两重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从传输方向来看，新闻受众是传播主体的客体；从反馈方向来看，传播者又是接受主体的客体。传播过程的两部分人，互为主客体。从总体上说，他们之间是平等关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活动中，实现地位平等的条件会越来越充分。但两种主体的差异，在现阶段仍是必然的，甚至必要的。相应于传播主体占据的岗位和承担的任务，相对于新闻受众对外界环境发展变化的感知，传播主体应当是“先知先觉”。不具备这种优势，它将丧失主体地位，起不到主体作用。然而，他们毕竟又是“仆人”和“信使”。一个新闻记者的荣辱，一个新闻单位的兴衰，最终取决于接受主体的选择和取舍。由于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具有主体性，在传播过程中都会奋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在传者目的和受众需求之间，受众的选择和可供选择的范围之间，信息的有效和多余之间，以及对受众的指导和服务之间，对舆论的顺应和引导之间，还有受众的欲知和应知、未知和可知之间，经常处在矛盾冲突之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似乎不相容的对立，可以相辅相成，在协调统一中加以把握。可见，正确处理新闻传播双重主体的关系，是新闻艺术的精华，是一门大学问。

要统一研究传播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和思维能动性。一般来说，新闻主体的思维过程由实践过程来决定，二者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传统新闻学对于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大多停留在对工作过程和业务环节的表述上，对与实践过程相对应的思维过程，对传播者的主体思维即新闻思维，却很少有人触及，人们对新闻思维的特征和规律认识还相当肤浅。与新闻实践相伴随的新闻思维，是传播者主体性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深层运行，它是一种以科学智能结构和强大思维能力为基础、具有独特心理机制的一种高效创造性思维，至今尚无人揭开它的奥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新闻思维的奥秘。科学地认识自我，认清我们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思维规律，以便进一步开发传播主体的智力。

既要研究新闻传播的集团主体，又要研究新闻传播的个人主体。新闻传播的集团主体就是由人组成的新闻单位和新闻团体，新闻传播的个人主体是集团主体中的单个人，即一个个的编缉和记者。关于集团主体性的研究，当前有两个较为紧要的课题：一是如何尊重新闻单位的相对自主权，以及新闻单位作为主体如何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问题；二是通过改革实现集团内部的结构合理、系统优化，以及如何充分发挥集团内部的个人主体的能动性问题。贯彻主体性原则，既要坚持党性，又要尊重个性。没有党性原则做规范，个性发展可能失去正确方向，个性与个性之间也会激烈冲突，内耗严重。同样，在一个集团主体内部，如果个体的权利不能正当行使，个体的合法利益不能实现。不发挥个人的特长，不尊重个人的风格，个体与个体之间一抹平，画等号，个人的主体性丧失殆尽，集团的主体性也将化为乌有，这样的集团还有什么党性可言？因此，在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中，应当正确处理集团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关系、党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将对正在深化的新闻改革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应当坚持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相统一、相协调。我们必须承认，外界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同时也应当承认，新闻对外界事物的反映不是镜子式的等同反映，一篇新闻作品不仅由新闻事实来决定，还由传播主体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来决定。而且，传播主体获取和加工外界信息，也不只是一个认知过程，同时还伴随着主体对客观的评价活动和审美体验，不能把记者的情感和意志排除在采写过程之外。记者眼睛不是中性的，记者的大脑更不是中性的，总有一定的倾向和偏重。记者一方面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符合客观的外在尺度；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内在尺度（如价值尺度、美感尺度）为标准，评价和选择乃至重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摆脱机械反映论对新闻活动的严重束缚，如何把观察事物的客观性和观念指导结合起来，把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统一起来，把知情意在认识中协调起来，最终使我们的新闻成为对社会生活真善美的综合认识。

也有好多年了，人们在寻找新闻学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时，往往归结为它还是一个“年轻的新学科”。新闻学还年轻吗？新闻还算新学科吗？世界上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普尔兹写的《德国新闻事业史》，问世于1845年，距今已有140多年了；中国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徐宝璜写的《新闻学纲要》，出版于1919年，距今也快70年了。别说140多年来，只说近70年来，世界上涌现出上千种新学科，其中多数学科要比新闻学年轻得多，但又成熟得多。再不要把落后都归咎于新闻学的年轻了！新闻学欠缺的正是青春活力，新闻学需要的是当今时代对它的重构和改造！

（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