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地点、方法及资料的获取

本研究试图通过香港利东街居民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要求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以及港十五关注组的社团发展与转型来阐述普通人如何通过自身行动能力——权力的生长来参与决定自身命运，并为城市发展增添新的意义。

一 调查地点的选取——为什么是香港？

保罗·拉比诺（2008: 17）从保罗·利科那里借用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短语来概括阐释问题：“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为什么会选择香港作为田野工作的地点？这是因为香港可以定义为中国一个“内在的他者”（an inner other）。说其“内在”，是因为无论是从政治意义还是地理意义上来说，香港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然的一个内在部分。说是“他者”，是因为香港与其他的中国城市相较，具有非常明显的“相异性”（alterity，参见拉波特和奥弗林，2009: 8—15）：能够提供内地现在所无法提供的公共政治的经验、模式和案例，而政治上、文化上的同源又能够使我们跨越与西方进行比较时面临的文化差异鸿沟。

这些相异性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150年的港英政府统治给香港深深地打上了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烙印，这体现在尊重自由、尊重权利的价值观上，体现在文明而规范的现代科层制建设上，也体现在“两文三语”教育、节日的设置（参见蔡志祥，2005；陈蒨，1997）等日常生活层面。而在传统中国文化的保留方面，香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运动和改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文化与精神上的那种“断裂”感。所以，各地的庙宇、宗祠依然保存完好；中环兰桂坊酒吧附近的街头也会上演中元节的打醮；绝大多数商铺依然保存了广东沿海地区的祭财神、祭关公及每日祭拜土地神的仪式；风水之信则更是在各界流行。

第二，“特别行政区”的设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使香港实行与中国其他城市、行政区划不一样的管治方针。这使香港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政治生态。香港虽然行政独大，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基本分立，政党与政党政治生活热闹非凡，风云变幻（参见周平，2004；朱世海，2011）。香港是中国乃至亚洲有着最多示威、游行和社会运动的城市。各种抗争频繁出现，社会运动（行动）成为家常便饭（曾锦雯、张丽碧，2007）。不仅如此，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双普选”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必定使香港成为第一个最高行政官员和最高权力机关实行普选的中国城市。但“示威之城”的香港却依旧稳定、繁荣，媒体对运动的报道非常自由。

第三，香港政府廉洁、高效以及崇尚法治的形象已经从各种渠道，包括广播电视和报刊，进入内地普通老百姓的视野，成为一种日常的想象。香港廉政公署成为内地普通百姓对纪委、反贪局等权力监督机制的一种非常理想的向往。而香港媒体所具有的开放、自由的状态也令内地新闻从业者艳羡不已（斯雄，2006）。而这些，都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有力制约。

第四，从香港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来看，它是一个完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中国城市，是一个政治上不独立、自然资源有限的独立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香港凭借其地理优势（东西方通道、天然良港）以及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与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一起成为腾飞的“亚洲四小龙”。多年来，香港一直都是中国的远洋航运中心、生产管理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及商业服务中心，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因此，一些西方城市研究者将香港列为“世界性城市”或“国际性城市”。如沙森（2005）认为香港与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连接之“中心的”全球系统。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6）则将香港列为“半边陲国家”中第二等级的世界城市，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城市。卡斯特（2003:477）则认为“香港-深圳-广州-珠海-澳门大都会将是21世纪初期主要的金融与商业中心之一，并导致先进服务业全球地理形势的重大重新安排”。香港的城市地位使其城市治理必须体现世界政治的一般发展取向，如追求民主、自由、文明、非暴力等，否则其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地位就会受到极大影响，可能会失去其“城市权力”而由全球城市沦为“边陲城市”（Skelton, 1997）。而这种影响，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支柱产业的香港来说，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第五，香港是中国地理一个特殊的边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结合得非常深入和自然。维克多·特纳（Turner, 1982:28）认为：“从理论上看，边界具有某种潜在的能力，它可以成为对文化进行观察的自由试验场。而且，在边境地区，不仅可以引入新的文化成分，由不同文化混杂而成的新的文化规则也将得到认可。”如此看来，在边界地区，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自己，用汉内兹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与文化相加，而不是文化与文化相对立”（转引自赫茨菲尔德，2009: 160）。

一种文化的性格不是天然就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与其他文化不断涵化而丰富，通过不断交流而保持，通过不断地创造和转换而发展的。从他者的角度来审视，香港文化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更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两者的简单交会，它是香港这块土地上用历史经验嫁接这两种文化之后自然生长出来的独特的多元文化。而这种特色，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不曾拥有的。因此，香港有理由成为西方观察中国和中国观察西方的最佳地点，应该并且能够在中国对西方的理解和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两方面都做出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作为提前并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中国城市，正好可以视为中国式政治文化与西方式政治文化互相“涵化”的桥头堡和窗口，成为一块已经结出果实的试验田。

本研究着重分析香港利东街居民社会运动，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是香港岛湾仔区。这是因为，在香港一系列由城市发展与城市拆迁而引起的社会运动中，利东街的居民抗争几乎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以利东街重建为缘起的公民社团——港十五关注组不仅将“保卫（或 ‘还我’）一条利东街”行动坚持了五年之久，而且在香港首次提出自下而上的民间规划方案，能够动用各类资源——包括传统文化与信息技术，在各种规则与程序的允许下对市场、资本与政治权力进行全方位的挑战和抗争，视野也走出利东街而放在重建引发的各类问题直至香港的城市定位等问题之上，抗争手法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议题也从经济赔偿等民生问题不断上升到民主规划、程序公义、社会公正等民主政治问题，以及社区网络、集体记忆等文化认同问题。在媒体的关注下，利东街的社会运动也成为一出断断续续上演的社会戏剧。

现代都市的政治实践与权力关系首先是以公共事件的面目出现的。这场社会运动主要是由新闻媒体来呈现的，的确是由看似孤立的单一事件组成。甚至每一个事件都有其独立的社会戏剧的四个阶段。新闻关注“瞬间现象”，将事件看作孤立、单一的；但人类学更加关注连续的社会过程。我们需要将这些“瞬间现象”作为一个连续发生的社会过程的反映，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产生或一个旧的权力结构不断变迁的证据，才能找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才能透过事件看到社会过程。

审视十多年来的香港社会背景，我们发现这些事件本来就是同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的不同阶段；而围绕这个社会运动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被视为一出有着完整过程的社会戏剧。每一个独立事件中的危机与解决，都隐约体现出整个社会冲突的最终结局。而整个社会运动，又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具体社会场景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的改变而不断转变发展的轨迹。在这一过程中，整体意义上的社会通过这一社会运动得以生动地呈现。

本研究试图通过利东街居民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要求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以及港十五关注组作为社团组织的发展与转型，来阐述儒家文明社会中，政府可以无须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居民也无须以暴力性行动捍卫自身权益，而是在非暴力的权力体系下通过自身行动能力的培育与生长来参与决定自身命运，并为城市发展增添新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华人社会，没有党支部、居委会，香港社区运动是如何动员、怎样运作的；人们怎样自愿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追求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利益等中国其他城市经验无法提供的图景。

在社会意义上，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城市中复杂的政治和复杂的公众，有助于执政者更好地理解并使用权力，有助于老百姓更有效地反对不正确的公共治理，从而减少政治生活中的暴力事件。这可以为内地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非常有裨益的借鉴。此外，内地知识界也需要关于香港社区运动的民族志个案，以准确地把握香港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使香港式的拆迁与民众参与为内地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当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一套它自己的哲学，也存在很多独特的问题。本研究并不认为香港的城市拆迁和港十五关注组是完美的个案。香港的城市规划由于其港英政府统治的历史，更由于其狭窄的地理空间、分散的土地业权，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独特利用方式（如填海），城市规划和城市重建中出现许多内地没有或尚未意识到的问题。香港的个案所提供给我们的是另外一套经营城市的哲学，而我们在借鉴这套哲学的同时，也要扬弃它衍生的问题，而发展适合具体城市的特殊哲学。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民族志方法进行个案研究。马林诺夫斯基（2002）创立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后来成为西方人类学社区田野作业的范式。根据这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要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一年左右时间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以当地人语言（native language）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熟悉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从而从当地人观点出发（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研究其文化全貌。虽然民族志的“科学性”此后遭到各种反思和否定（马尔库斯和费彻尔，1998；克利福德和马库斯，2008），但对于田野作业的深度，业界还是有比较统一的要求，体现在参与时间、投入程度、回访情况、语言掌握等多方面（古塔、弗格森，2005: 191）。

虽然细部处理和具体进入路径不太一样，社会学和人类学目前都较多地运用民族志方法。最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志当为威廉·富特·怀特（2005）的《街角社会》。近年来，关于中国都市居民维权行动，也出现了不少以社区为研究单位的民族志式个案研究（朱健刚，2004；张磊，2005；石发勇，2005）。这些研究都有其独到之处，代表了一种新的动向，并展示出了一定的理论雄心。

我于2006年9月通过“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0月份，在K. M. Chan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关注香港城市重建领域中的居民运动，尤其是湾仔利东街事件，开始通过网络、报刊等寻找有关资料和信息。在进入田野之前，我通过短时间高强度地观看粤语学习音像资料，并参加学校的广东话培训班，能够听懂70%以上的港式粤语并进行简单对话。之后，通过旁听一些用粤语讲授的有关香港社会的课程，慢慢了解香港社会并提高了粤语的听说水平。进入田野一段时间后，通过与街坊们的交流和沟通，我能够操大致流利的粤语，听力水平也不断上升，除了非常本土的方言，基本上都能够听懂。遇到方言词汇，我会向他们询问清楚，他们也以教我为乐。香港实行“两文三语”教育。香港居民基本上都能听懂普通话，并习惯对话中夹杂一些英文单词。对于具有中文教育专业背景和一定英文水平的我来说，和他们的交流基本上没有障碍。而且关注组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北京出生、长大的维怡还可以充当“翻译”。后来，我为到访香港的内地人士担任过粤语翻译，也受到过好评。在这种意义上，我的田野工作符合“操当地人语言”这一标准。

香港人有较强的隐私观念。大部分我接触到的香港人，住房都比较小，表示没有能力接待我入住，所以我没有机会做到与香港人同住。但我到徐生家里去过多次。他租住的一间房，大概200呎，里面有洗手间，有一个隔开的地方作为厨房，租金要4800港元。房主是利东街街坊，曾经同是港十五关注组成员，看在街坊面上一直没有加租。此外，我去过一位香港研究生同学的家。他是医生，他太太是护士，算是香港的中产阶层。他的房子在港岛的北角，是奶奶当结婚礼物送给他的，大概600呎，分成二室一厅。市值应该在300万港元左右。我还在关注组一位成员家住过一晚上。他家大概800呎，三室一厅，他和父母住。以上我见过的香港人的家，都显得比较挤。我曾经参观过蓝屋几位房客的家。他们的家因为蓝屋成为旅游景点，但他们不愿意被展览。负责蓝屋项目的圣雅各福群会的社工小T由于工作地点与居住点太远，一直想在蓝屋居住。他虽然与街坊非常熟悉，也得到街坊的承认，但一直未能得到业主批准或居民许可而与他们同住。利东街更是早就没了住人的可能，我也不敢向任何人提出接纳我的要求。狭义的“与当地人共同生活”这一方面我只有放弃。

三 资料的获取

研究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我自己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而获得的一手材料；二是香港的大众媒体资料和公开出版物；三是我同港十五关注组、义工以及其他组织的电子邮件往来和其他的小众媒体（alternative media），如独立媒体、私人博客等的资料。

社会运动及网络的有限使香港草根社会组织呈现较大的开放性，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加入他们。这样我获得了参与观察的机会。当然，前提是我的表现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可。2006年11月5日，我认识了关注组核心义工阿冼，以及其他如May姐、徐生、超哥、维怡、柏齐等关键成员。此时正值利东街居民方案上诉期间。12月底，阿冼介绍我进入“重建监察”。在这个跨区的民间组织中，我认识了深水埗、大角咀等重建区的街坊，真正进入了田野工作期。通过出席大角咀、深水埗的居民会议，我给街坊们留下了认真、真诚的个人形象。此后，长期的联系和互动中，我与关注组成员建立了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每次活动或行动，我都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进行录音、照相和记录，因此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形势的发展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和理解。

在主要跟踪港十五关注组的同时，我还关注着重建监察、深水埗关注组、蓝屋关注组、湾仔市集关注组、庙街关注组、本土行动、独立媒体等多个活跃于重建领域内的草根组织的活动，并尽量参加他们组织的行动与活动，如深水埗街坊的例会和活动、独立媒体的会议。我多次参加皇后码头保育的活动，也曾在码头帮忙守夜。此外，香港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如工作坊、报告会或社会行动，我都尽可能进行参与观察，如全球联阵组织的“社会论坛”等。官方机构如市建局组织的利东街、深水埗、厦门街工程的咨询会，湾仔区议会组织的“湾仔蓝图”工作坊等其他活动，我也积极参加。在这些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热心人士，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2008年7—9月，经过同意，我在港十五关注组位于湾仔的办公室里住了一段时间，继续进行调查，并通过对关注组以往资料的回顾、湾仔居民不同时段的活动进行街头观察，以及与利东街运动的部分参与者的一些共同生活环节（如喝茶、吃饭、闲聊）和工作来获取更多的经验材料。我还通过关注组所进行的乐施会扶贫项目基金的工作，对利东街项目的受影响者，如商户和住户，进行了一些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从而使各种资料更具“社区”感。

此外，我还对2008年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进行了参与观察。

2008年9月后，我按照两校联合培养计划，返回北京大学进行毕业论文的准备。港十五关注组至今依然将我保留在其通信名录中。我可以继续收到关注组群发的所有邮件，对他们后来进行的一些事情和讨论都有相对具体的了解，并保持着其他的联系。此外，Gmail邮箱中的“社会学人论坛”（香港）依然会每天将论坛上讨论的热点群发给我。对感兴趣或与研究有关的一些链接，我都会进行浏览并保存。我曾经注册过的一些组织也会将他们的一些活动信息群发给我，如独立媒体的电子报、影行者通信、工盟电子报等。除了无法前去参加那些活动之外，我所得到的信息与进行参与观察时都一样。对一些事情的后续了解都得自这个渠道。

2009年8月—2010年3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从事兼职的研究助理工作。我因此结识了亚太所的10多位年轻同事。每天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我都会争取和同事们一起吃饭、倾解，因此我能更多地了解社会运动领域之外的香港人对政治和时事的一些看法。他们也帮助我解决了一些资料问题。2009年后，我也参加过港十五关注组组织的一些活动和会议，如接待来自内地的访问团、社区重建策略检讨工作坊、年终总结会等。2010年10月，已经通过两校毕业论文答辩的我还陆续对几位关键性人物进行了访谈，以期进一步理解香港。

虽然没有能够同调查对象一起朝夕相处地生活，但在这个“他者的”社会中，我前后待了两年半以上。因此，在资料的获得与掌握方面，我还是具备较强的说服力。时间上的“超期”有可能弥补共同生活方面的不足吧。

四 一些其他的说明

在香港的前两年中，我是以全日制研究生的身份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领取全额奖学金的——这也是我进行田野调查的资金来源。因此，我必须完成该系的所有研究生课程、作业和考试并获得最低B+成绩，完成两门博士资格考试、开题报告的提交和答辩。除此之外，我必须要以教学助理、课程助理、研究助理等不同身份完成每周至少12小时的工作量。所以2006年年底到2008年6月底，我一直在以湾仔为主的田野工作地点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宿舍之间奔波。港十五关注组的会议一般会在夜晚7点开始，大部分都在午夜12点钟之前结束。湾仔与香港中文大学所在的新界之间，我需要搭乘至少50分钟、换乘3次以上的地铁（九广东铁与地铁公司于2008年年初合并）。从尖沙咀到上水（途中经过香港中文大学所在的大学站）的最后一班火车最晚是0 ∶ 23分开出，我最晚必须于0 ∶ 30分赶到地铁九龙塘站换乘九广东铁。因此有时候我会在会议进行中便告退，以求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否则，打车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将非常高昂。第一年我住单间学生公寓，回到宿舍，我通常会听当晚的录音，并争取记下自己对某些地方的理解和提炼。第二年考虑交通问题，我换到离火车站较近的集体学生公寓，但由于室友的生活习惯，我常常不能工作到很晚，因此田野资料未能得到很好的及时整理。

不过，香港是一个信息传播和信息流动非常发达的城市。各种媒体，包括官方的网站和宪报，大众媒体（包括各类商业报纸和网站），发达的小众媒体（个人博客、机构网站），以及一些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如独立媒体、Youtube、Wordpress）等，信息非常丰富。我通过Wise搜寻引擎，将有关市建局、湾仔、利东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各类信息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其中包括政府公报、报纸新闻和个人视角的论述。《田野调查报告》就是按照各类信息编排而成的。初稿完成之后，我还请港十五关注组义工和街坊进行了阅读并提出相关意见，并以事实为基础、以学术为目的地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我采取的不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方法，而是积极地参与观察。进入港十五关注组一段时间以后，由于我友善的局外人形象，街坊们会让我以港十五关注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一些场合。在港十五关注组所组织的行动中，我在头脑中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研究者的“局外人”态度，即尽量别将港十五关注组的行动等同于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方式。出于研究者“尽可能保持中立”的原则，我不参与对抗的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尽量以研究者的眼光而不是行动者的眼光来看形势的发展。

由于港十五关注组的大部分人物都在香港的大小媒体上出现过，算得上公众人物。对他们采取惯用的民族志的匿名处理方式，反而显得有些不太合时宜。因此，本书在绝大部分时都会以人物的真实姓名来呈现他们。在涉及不为外人知的内部商谈、争议时，我会进行匿名或代码处理。这种并行的处理方法应该可以照顾到实际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