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复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知音太少，弦断无人听，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复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未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氏（Henry George,1839—1897）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1912年4月4日其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于1966年台湾版《国父全书》，第496页；其他随行者，如胡秘书、汪外办、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颇为自信地开出自以为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不用说中山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生不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