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传播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产生的，这是符合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规律的。大体上讲：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美国传播，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也开始在美国传播；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叙述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这些著作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和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出现。

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美国的传播

苏联学者曾有这样一种观点：“美国历史的真正研究首先是从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这种观点在以下的意义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为研究美国历史或为美国的史学家提供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历史的一些见解是最早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得出的结论；在美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美国社会并试图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弗·阿·左尔格等人。但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朋友左尔格等人都未写过比较系统的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而左尔格等人的一些观点也未必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能说他们的活动促进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产生。

总的来说，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面兴起比欧洲要晚一些，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也比在欧洲各国要晚一些，但到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强大的工人运动浪潮。1886年4月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中这样评价美国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伟大斗争：“我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群众参加运动，是1886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到该年11月，他在给左尔格的另一封信中又说道：“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八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这说明了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来势迅猛。当代美国学术界也认为1886年极不平常，是美国工人史上的一个“关键的年份”。这时8小时工作制的呼声已响彻北美大陆，各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在形成之中，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已经建立。也就在这一年，马克思的女儿埃琳娜及其伴侣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在美国旅行，进行各种活动，如演讲、会见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同志等。

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工人组织或工人政党开始逐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武装自己的头脑，包括使用唯物史观来观察问题。唯物史观首先不是体现在历史著作中，而是体现在一些领导人的演说、报告和一些政党、组织的决议中。比如，1876年在费城通过的《美国工人党原则宣言》宣称：“为解放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取消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再如美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6月11日在芝加哥通过的《社会民主党原则声明》中这样说道：“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的私人所有制已经造成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利益冲突的阶级：一个是少数持有其他人的劳动的资本家或剥削者的阶级，另一个是被剥夺的靠工资为生的人的阶级，这个阶级在不断扩大，他们被剥夺了从社会中应该得到的属于他们的产品份额。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为我们大多数人民中不断增长的不稳定、贫穷、悲惨和堕落的生活负责。”这些话，应该属于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理论。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工人组织或政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说它们的基本理论中有一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一般来说，这些组织和政党在分析社会现实时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在确定斗争目标和斗争策略时，却不是这样。

二 劳工史、社会主义史和黑人史的出现及其特点

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及工人政党的斗争的基础上，美国出现了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的历史著作，同时还有日益增加的关于黑人历史的著作。换言之，工人史或劳工史、社会主义史和黑人史，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催生剂。一般说来，在美国最早出现的此类著作，除个别外，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有左的倾向，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产生的过程中起过程度不等的促进作用。

在工人运动史方面，有1886年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 1854—1943）教授的《美国的劳工运动》,1887年爱德文·麦克尼尔的《今日之主要问题——劳工运动》。约翰·R．康芒斯（Commons, 1862—1945）等人主编并于1918年开始出版的《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康芒斯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该书的其他作者也大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这些作者，有的后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如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1888—1959），其主要著作有《美国工联主义史》（1922）、《劳工运动理论》（1928）。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最早的有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于1870年出版的《美国社会主义史》。此后有瓦尔特斯豪森的《美国现代社会主义》（1890），马提斯的《美国社会主义》（1891）。上述理查德·伊利也写有《当代美国社会主义》（1884）、《社会主义》（1894）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弱点》（1899）。此外，还有人写过《美国社会主义简史》（1900）。但1903年希尔奎特（Hillquit, 1869—1933）的《美国社会主义史》才是一本比较系统的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史的著作。希尔奎特从事过美国工人运动，是1900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此后又成为第二国际的一个领导人。作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他奉行的是改良主义政策，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是这本书的思想主线，但不能因此否定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一些基本思想。比如，希尔奎特在这本书的“总论”中说道：“现代的社会主义从这样的理论出发：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是人们自由和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一定历史发展过程的正当结果，并且不论什么时候，这种结构的下层基础就是社会赖以组织起来的经济基础。”他还说：“从这些前提推断，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社会形式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将不会改变，除非经济发展使这一社会形式发生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人类社会的未来决不可以在任何社会哲学家的巧妙的计划或发明中去寻找，而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寻找。”这些观点是符合我们传统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

黑人史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产生远比工人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要早，特别是在内战前后，就出现了许多讨论奴隶制的著作，其中不乏有一定价值的历史著作。此外，一些激进的黑人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学者与马克思主义也许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1818—1895）。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来审视黑人问题的著作，则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传播以来的产物。对后来的黑人史，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黑人史的产生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杜波依斯，另一个是被称为黑人史之父的卡特·G．伍德森（Carter Godwin Woodson,1875—1950）。杜波依斯的主要成就不在研究黑人史上，但他在这方面有重要成就。这两个人都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普特克影响很大，后者实际上还指导过他的硕士论文。从阿普特克的《美国黑奴的起义》一书的参考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参考过这两位前辈的以下著作：杜波依斯的《禁止向美国贩卖非洲奴隶（1638—1870）》（1896）、《费城的黑人》（1899）、《约翰·布朗》（1909）、《美国黑人的重建》（1935）；伍德森的《1861年前的黑人教育》（1915）、《黑人教会史》（1921年第二版）、《危机时代的书信中所反映的黑人思想》（1926）、《我们历史上的黑人》（1928年第五版）等。

不是所有的黑人史学者都是激进的，但那些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辩护的黑人史学者从反面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黑人史的产生，这也是激发年轻的阿普特克转而研究黑人反抗史的重要原因。

上述各种著作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只能说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即使《美国劳工史》也不能算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标志，不仅因为该书作者康芒斯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该书的基本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康芒斯学派认为：由于美国的特殊环境，“美国工人阶级不可能有什么阶级意识”，所以“虽然阶级意识是欧洲劳工运动的组织基础，而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其组织基础则是‘职业意识’”；如果在美国宣传阶级意识，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菲利普·方纳针对这个观点尖锐地指出：康芒斯他们的著作是“冈伯斯主义——行业工会主义，工会组织脱离政治，劳资利益一致等理论的辩护书”；而现实的工人运动已经宣告了这种理论的破产。方纳还强调指出：康芒斯他们的著作“没有从劳工运动的更广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来研究劳工问题”；而各种研究已经证实美国劳工运动对美国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这说明“我们对于历史上很多有决定性的斗争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而不是从区域之间的斗争的角度去进行研究”。

康芒斯的重要助手中，如塞利格·珀尔曼，至多也只能说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影响。仅从他此后的学术生涯及他们的著作受到的评价来看，就能判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观点能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积极评价，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当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特别是他一个备受争议的主要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关，那就是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美国劳工运动的局外人，他们中一些人领导工人追求乌托邦，那是把工人带入歧途。珀尔曼还认为那些来自工人阶级但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他说，美国那些真正来自“土生土长的”工人的或“朴实的”（organic）知识分子是注重实效的，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并满足于在这个架构中那些他们可能为工人争取到的东西”。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

社会主义史方面，情况也不乐观，一些著作一般都强调经济斗争和议会斗争道路，还有美国例外论。黑人史方面，除了杜波依斯等少数人之外，其主流是美化把黑人贬为低级种族的思潮，并由此美化奴隶制，把黑人奴隶们说成是愚蠢、温顺的，生来就该被支配，还说黑人十分满意于奴隶主的恩赐和领导。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这当中，有“几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家的著作影响巨大，构成了进步社会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A. M．西蒙斯的《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1911年）”。西蒙斯在该书“前言”中说道：“每个党派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个希望从其活动和成功中受益的集团或阶级……在这本书中，我试图从社会进步的每一个领域开始。首先我努力描述机器的进步过程，然后是由机器变化带来的崭露头角的社会阶级，然后是这些新的阶级试图获得社会权力的斗争，最后作为斗争的一个结果，作为一个新的阶级获得胜利的结果，新的制度建立起来，或现存制度得到了改造。”应该说，这本著作的内容和意义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社会史。

但一般而言，这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不能评价过高。正如保罗·布尔讲的：“最多，社会主义者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也是零碎的，还带着反复出现的种族主义。”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关注的都是关于群众的教育、熟练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等问题，甚至奥尼尔（Oneal）、西蒙斯等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共产党的成立，上述情况已经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开始致力于领导这些斗争；另一方面美国史学界忽视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甚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不能反映这些斗争的整体面貌。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斗争的政党和群众非常需要了解自己斗争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概括和总结，这些就成了促使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一定规模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是美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共产党迅速发展的时期，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这时，知识背景方面的因素发生了作用，这些因素主要有：此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的有关思想资料；美国共产党成立（1919）后苏联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世纪末以来各类作者撰写的各种劳工史、社会主义运动史、黑人史的影响，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写作框架和史料，以及许多可资借鉴的见解；道格拉斯、杜波依斯等人撰写的关于黑人历史的著作等。

三 美国共产党的成立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1919年美国共产党成立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派别，并忙于诸如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的争论；特别是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几乎都没有工会运动的知识或经验。但到了1936年，这个党已经是“一个深深扎根于美国工会中的组织”。在这种过渡中，福斯特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认为，这时期美国开始出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者说已经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和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这里只着重介绍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前的著作。必须指出，在他们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意或不同于康芒斯学派关于美国工人史的著作，如诺尔曼·韦尔（Norman F. Ware）于1924年出版的《产业工人》、安东尼·宾巴（Anthony Bimba）于1927年出版的《美国工人阶级史》。但这些著作均难以对康芒斯学派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这个工作是由菲利普·方纳来完成的。

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1910—1994）“曾是20世纪美国最多产的历史学家之一，因而以历史学科的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俄裔美国科学家和多产作家）而闻名”。他曾出版过130多本书，集中在许多领域：首先是美国劳工史，其次是非裔美国人史，再次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41年，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他的著作集中在劳工史和美国黑人史上。1947年他出版了《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此后以下各卷陆续出版，到1994年出版了第10卷。他的《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前4卷是1950—1955年出版的，1975年出版了第5卷。他因参加左翼活动而长期受到政治迫害，战后因政治原因无法谋得教学职位；1945—1966年他任职于纽约市城堡出版公司，1967年起任林肯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曾来华讲学。

在学术思想上，菲利普·方纳不同意以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工运理论。上面他对康芒斯学派的工人运动观的批判，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他强调工人的阶级意识，强调工人的政治要求及工人斗争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他在《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序言中提出：

（1）要着重研究的是这样一些组织：它们提出“劳工利益一致及共同行动诸原则”, “号召工业工会里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团结一致，号召外来的和土著的美国工人，黑人和白人，女人和男人团结一致，并敢于提出超出要求增加工资和争取职业保障这种限度以外的问题”。

（2）要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理解工人运动。不是就工会运动来理解工人运动，而是要叙述工人对社会进步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强调他们在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斗争。他声明，他的书“决不仅仅是一部研究美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他说：“对于工人阶级在我国整个历史上各种突出的民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曾经是，将来也还是要予以特别重视的。同样，在这整个历史时期里，工人阶级，虽然一方面集中力量于进行为了满足各个时期的当前要求的斗争，而另一方面更要一直寻找一个对于贫穷和社会安全诸问题的更基本的解决办法。他们中间很多人一直在追随着那些在言论中或者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示必须废除工资制度并要以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人们。”

（3）应该大力描写普通工人中的男女英雄人物。他指出：“工人阶级中曾经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英雄人物，男的和女的，他们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曾有过很大贡献。可是关于这些男女英雄的生平，在我们所见到的留传下来的历史中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这正是他的书要弥补的东西。

这是一种极富于党派性的历史观。杜博夫斯基这样评价这部书：菲利普·方纳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关于过去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把工人运动与为了民主和平等而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起来。他的书对那些怀有以下主张的人予以高度的敬意：消灭工资制度，用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制度来取代现存社会秩序。“所以，对方纳来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学术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各种资料的安排都是为了区分正确与不正确的政策，区分英雄和坏蛋（女英雄和女坏蛋），区分各种进步的和退步的劳工传统。”

菲利普·方纳的侄子埃里克·方纳这样评价他的这位叔叔：“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所代表的历史学派的最大优点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工人群众、黑人、妇女和受排斥的人身上。他不仅是劳工史的先驱，也是黑人史的先驱。早在人们还并不关心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时候，他就在研究道格拉斯了，而今天无论谁写美国史的教科书，都必须提到道格拉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如他的博士论文《商业与奴隶制》表现了北方资本主义与南部奴隶制之间的联系，至今仍被看成是这个领域的前沿著作。”连一篇主要讨论方纳“剽窃”问题的文章也这样评价他：方纳研究的题材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工人运动，还有关于非裔美国人史的先驱性的著作。“他的解释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很艰难，甚至早在参议员麦卡锡到来很久前就是这样。”

关于赫伯特·阿普特克，我们将在下面专门加以介绍。但要强调一下的是，20世纪初美国史学界开始有人关注黑人问题，有比较公道的，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偏见，这正是阿普特克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美国黑人反抗史的重要原因。

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1881—1961）是美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写了许多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和著作，着重阐述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史，同康芒斯学派的观点针锋相对”，这些著作包括《钢铁大罢工及其经验教训》（1920）、《美国工人运动的破灭》（1922）及1932年在纽约出版的《走向苏维埃美国》等。这些著作是“对康芒斯学派一统天下的重大冲击”，但由于它们大都是政论性的小册子，所以“在美国工人运动史领域内影响不大”。20世纪中期，当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及战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形势的情况下，由党或党的最高领袖对各种复杂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说这就是福斯特组织并亲自执笔撰写一系列著作的原因。这一系列由他来署名的著作是：《美洲政治史纲》（1951）、《美国共产党史》（1952）、《美国历史中的黑人》（1954）、《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这些著作是当时美国共产党“寻找危机的出路”的一部分工作。福斯特后来承认这是集体的努力成果，但看来由他来署名也是合理的，因为在写作过程中，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无疑他是真正的主编、主撰，基本思想都是他的或经过他的同意或肯定的。这些书反映了他或以他为首的美国共产党对历史和现实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看法和总结，所以又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的一项重要成就”。随着这批著作的问世，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开始系统化了。

这时期，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中，我们还得专门讲一下杜波依斯。杜波依斯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大部分著作都是20世纪前60余年写下的，小部分写于19世纪末。他是一个战士，平生著述以政论性的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不多，但他的许多文章和著作都带有历史的特点。这是因为他的任务主要是说明黑人对美国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美国的悲惨地位，这要求他的作品既具有社会调查（社会学）的特点，又必须通过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来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还不能说，他的历史著作或有关的论述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成的，但他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对许多具体历史事实的观点，如关于黑人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等，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在1935年出版的《美国黑人的重建》是一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著作。晚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他进一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这时期的历史著作《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是尽可能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写的。在序言中，首先他说明该书是迫于斗争需要而写的，他说他对这个问题的资料和学识都受到限制，但他必须写。因为除了他，很少有人会关注非洲也是有历史的问题，他还想证明“黑种非洲人是同白种欧洲人和黄种亚洲人同样的人，而且历史能够并很容易证明这一点”，他必须尽力来做这项工作。他还认为：人类能在“一定限度内改变自然力作用的方向”，而历史学就是一门“确定这种情况在人类活动中起作用的范围有多大的科学”。这里讲的“自然力”，我的理解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而这里的“人类活动”指的应当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安娜·罗切斯特（Anna Rochester,1880—1966），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定贡献的女战士，1910年她就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终生为了儿童、妇女和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她的主要著作有《劳工和煤炭》（1929）、《劳工和丝绸》（1931）、《农民为什么贫困：美国的农业危机》（1940）、《美国的平民党运动》（1943）、《资本主义和进步》（1945）。其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美国的统治者：金融资本研究》（1936），该书使她赢得了“美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的声誉。其最后的著作《美国资本主义（1607—1800）》（1949）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经济史的政治解读”。

这时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如下特点：

（1）指导思想，都是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会带有美国的一些特色，但不太明显。几乎所有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都怀有某种虔诚的心情，还不可能出现后来对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某些具体结论或甚至某些重要理论提出质疑、讨论的情况。

（2）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是统一的，是战士、政治家与学者的结合。因此，这些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3）史学著作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主流史学界不屑一顾的工人和黑人的工作与斗争的历史，当然还有党史。拿福斯特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日益加剧地试图把整个西半球变成美国所支配和彻底控制的武装后方，把西半球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的通史现在便成为非常需要的了。”在《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的序言中他又说道：“本书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它的总目的是联系美国民族的历史发展来概述美国黑人的成长过程。具体地说，本书的目的也在于进一步鼓舞当前黑人同白人盟友一起争取彻底自由的斗争，分析他们成为‘民族内的民族’这一历史发展的因素，并且指出这个年轻民族的进一步社会发展远景的主要路线。”

（4）由于这些历史著作是密切地为当时的斗争服务的，所以其中也有夸大工人或黑人的斗争方面。由于受苏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有些结论过于自信、肯定、不容置疑等。按埃里克·方纳的说法，菲力普·方纳的著作的缺点在于写作中常常表现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僵硬和武断，有时会对历史人物作过于绝对的政治判断；他的著作中有一种“将一些事先决定和设定的概念强加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倾向”。还有一些著作，不免过多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而在后人看来显得不真实，特别是在当时种族主义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共产党不想过多地加深白人与黑人的矛盾而采取了一些回避的措施，这不免要影响历史的写作。比如，193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出了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一本是詹姆斯·S．艾伦（James S. Allen）的《重建——为了民主的斗争》，另一本是杰克·哈迪（Jack Hardy）的《第一次美国革命》（1937）。这两本书在出版时可以说都是独树一帜的著作，是当时美国共产党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的重要著作。但在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书中的一些观点已让人无法接受。保罗·布尔引他人的研究成果说，前者部分是为了证实党对杜波依斯的《美国的黑人重建》一书的分析而写的。杜波依斯在书中全面控告美国的制度和白人工人阶级中的种族意识，而艾伦的书不愿承认这一点，他必须把重建时期的各种事件都写成是为民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因左派的联合而达到高峰。《第一次美国革命》则引用白劳德（Browder,1891—1973）和列宁的许多言论，着力证明1776年的精神虽然在美国资本主义中已经死亡，但已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力量所继承”，这种力量“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其唯一的保卫者”。

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种历史观在某些方面对美国历史学有过重要影响，在当代仍然得到高度评价。这其中特别是关于黑人及其历史的思想，不管是方纳关于黑人史的先驱性的研究，还是阿普特克关于黑人斗争史的研究，或者是福斯特关于黑人问题的认识，在当代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当时关于黑人问题的最先进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