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第一节 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整体评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国外学者似乎对其评价不太高。比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就认为：美国未必有严格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赫伯特·古特曼（Hebert Gutman）“更多地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接近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赵世玲的一篇采访中我们看到，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强调西方的学术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他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有权存在，但这一生存权来之不易。在这种环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处于不安定之中，总是屡受攻击，总是相当‘狭隘’。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流派’从未有机会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史学界的“有限影响”，就可“证实”这一点。20世纪末，与苏联崩溃有关，一些人还纷纷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国内学者的某些评价可能偏高。如程洪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美国的史学理论界仍是最主要的派别之一。”罗凤礼的评价也许较为公正。他引用了西方学者的意见，说道：“50年代美国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概排斥，是60年代的激进史学浪潮冲破了禁锢，不少激进史学家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管他们存在哪些缺点或不足，他们坚持自下而上的史学，重视工人阶级及其他下层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时甚至能够应用阶级斗争观点说明某些历史现象，这些都说明他们确实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从70年代后期开始，甚至有些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学家也对马克思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兴趣。”
上述几种评价都事出有因。汤普森是从英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某些方面无法与英国的相比。另外，他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标准相当严格，许多有关的学者被排除不计了。而布赖恩·帕尔默的谈话发生在苏联崩溃之初，该事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击很大，尽管像他这样的人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黯淡取代乐观是这一时期的现象。
造成前面差异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内一些学者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影响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这必然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国外也有类似情况。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在1981年年底向该协会所作的主席致辞中说道：“我们认为，历史极大地受到基本经济结构或‘物质’结构，以及人们对此所作出的反应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教条地认为，仅凭这些力量和这些反应就足以解释人类事务的进程，那么我们很少有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可见，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一方面要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另一方面还要看它对美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般性的影响。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重要现象：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很多，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少；大部分人是在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内适当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使之与其他思潮或理论融合，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总之，任何低估或高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美国史学的影响都是不对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涉及划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问题。
二 划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
从上面的情况看，一方面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不能太严格，否则够得上这个标准的史学家极少；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宽，否则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学者也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点在实践上非常难以掌握。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问题可能比西欧国家的更要复杂一些。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世界级的学者，在多个学科中影响都很大，与马克思主义也有较深的渊源，如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等，其部分成果也可看成是历史著作，如果将其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外，是不公平的，但若真正把他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乍看起来又似乎有些不妥。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畴，当然在有些问题上要具体对待。下面我试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成几类，供对该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们参考。
（1）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共产党员与史学家的统一。这个标准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前大体是合理的，因为那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并带点苏（联）式色彩的信仰，是做不到的。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威廉·福斯特出版过不少历史著作（大概与他的写作班子的帮助分不开），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样的称号。大体处于同时代的专门研究黑人历史的阿普特克（Aptheker,1915—2003）等也是。还有像菲利普·方纳这样的左派，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员，但可以说完全像共产党员那样行事，也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2）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批左派史学家中，不少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也可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围。但他们一般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有关。如何看待这部分历史家的著作和思想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他们中有少数人确实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上面汤普森承认的大卫·蒙哥马利，但这样的人很少。我国哲学界或经济学界有一个词非常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的都是西方发端于30年代但兴旺于60年代的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术流派。历史学也可接受这个概念，即把这些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称为西方或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些人：通常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来认识今天的世界和历史，但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也不一定加入任何革命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会持批评态度，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一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等。但他们也有共性，那就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本观点出发，特别看重“文化”、意识等在历史上的作用，沿用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等人的分析方法，并不同程度地把英国历史学家E. P．汤普森作为撰史的楷模。
这些人是西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部分。就美国而言，这些人就是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一些专门或附带地研究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学者，如威廉姆·肖等。
（3）那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可承认或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部分地承认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上总有一些左派人士，他们以历史为武器与资本主义做斗争，像杜波依斯（B. W. E. B. Du Bois,1868—1963）这样的学者，去世前不久还加入了共产党，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特别是晚年的著作，大体上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但总体上讲，杜波依斯的大部分生涯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本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如果分析他们的著作，还是要具体分析他们的历史观点中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4）美国学术界有几个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如斯威齐、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还有当代的艾里克·方纳，他们或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或不一定这样称呼，但都属于新左派或与其有密切联系，并常常被某些对手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中有的学术兴趣横跨几个领域，在历史学领域也有重要建树，把他们纳入研究范围，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
三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点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点，主要有：
（1）黑人史、劳工史和美国共产党史。这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最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一般而言也是得到当今美国史学界承认的。黑人史与劳工史既互相重叠又互相交叉，因为黑人大多是劳工。黑人史中对奴隶制的研究特别有成就。劳工史还可细分为一般的工人史、工会史、工人运动史、工人生活史等。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前，劳工史的研究以工会、工人运动等为主；60年代以后，劳工史研究着重转向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称为新劳工史。
这类研究的学者中老一辈的以福斯特、阿普特克和菲利普·方纳为代表，新一代的有大卫·蒙哥马利、赫伯特·古特曼、吉诺维斯等。
（2）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演变过程。西方20世纪下半叶两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讨论，美国均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参加，后一次还是美国的布伦纳教授发起的。按照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左派学者编写的一部关于美国左派学术的著作的说法，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是专注重大历史变迁的研究。他们关注三大历史变迁：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美国向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过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关于第一种过渡的研究。除了参加上述两次大讨论的学者，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这种过渡的理论，对世界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附带说一下，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被认为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总的说来，美国史学界缺乏系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阐述，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时，各取所需，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或根据自己的想法试图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某些著述颇有影响。1978年威廉姆·肖出版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知道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是如何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其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一些结论也值得我们思考。
以上各方面的著述引发了大量讨论，它们涉及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的基本概念和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之类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