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关于重大历史变迁的理论和争论

社会变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按梅里尔和华莱士的说法，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重大历史变迁的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包括相关的两个问题，即美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生和发展；美国向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过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未完成的或不成功的过渡。关于过渡问题的研究，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本节将着重介绍美国学者关于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争论情况，特别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及其相关问题的争论。

一 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

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在20世纪中后期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讨论中曾吸引许多人的关注，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这其中主要分为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一次的讨论者以西欧学者为主，但美国学者也作为重要的一方参与了讨论。该争论的起点是1946年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 1900—1976）于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1950年年初，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1910—2004）在《科学与社会》春季号上发表文章，对多布的一些主要观点提出批评。

斯威齐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闻名，但无论是他的经济学著作《资本主义发展论》还是他参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讨论，都使他在历史学领域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由于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一事实使我们对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过渡充满兴趣，也使我们对多布的书充满兴趣。这其实也说明了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话题总是不断加以探讨的基本原因。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有过多次介绍。早在1958年齐思和与马克垚就曾以“西方进步史学家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为题，介绍了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参加这次争论的虽然主要是西欧的学者，但斯威齐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却颇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由他对多布的批评引发的。多年后，马克垚先生还这样介绍斯威齐的资本主义起源思想，同时也发表他自己的见解：

我们一般认为多布、希尔顿等人持内部起源说，因为他们主张封建主剥削的加强、农民的反抗斗争导致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产生；而斯威齐则为贸易根源说。他主张长途贸易的发展引起封建社会解体。但我认为讨论中双方如何论证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生也许更值得人们注意。多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人物，是小土地所有者及小手工业者，他们从封建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后，即不断发展，在城乡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而斯威齐由于强调商业的作用，不同意上述估计。他认为马克思早已指出过资本主义产生的两条道路，由手工业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道路是蜗牛式的道路，而商业控制产业，尤其是大商人投资设厂转化为产业资本，才在资本主义产生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斯威齐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比利时历史学家皮朗的观点。他曾这样说道：“我觉得皮朗的理论——11世纪地中海航路的开通和10世纪以来北海航路的开通，很有说服力。但不一定必须采纳他的贸易增长是西欧封建制衰落的决定因素的说法。这两者原则上是分开的。”显然，他一方面想强调贸易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企图避免被人指责为相信资本主义起源的外因说。在经过一番论证后他强调在打破封建制度的因素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城市的兴起，对封建农村形成很大的压力，迫使它作出让步，把封建义务转变成货币地租等；二是庄园的组织、技术、习惯不能适应为市场而生产，必须走向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式。

斯威齐的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我国的史学家一般都强调生产，都是着重从农业生产本身的变化中寻找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所以一般也不接受。正如侯建新所说的： “尽管后来该学说仍不乏支持者，但批评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但如何评价商业、贸易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还是需要继续加以探讨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斯威齐与多布的争论是围绕着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论断展开的，双方都尽可能使用马克思的某些见解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所以这场争论完全可说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之间的争论。

总的来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这场讨论“尚不深入”。到70年代中期，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又引发了另一场争论。

近些年来，布伦纳的著作似乎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在我国读者面前的，比如200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王生升翻译的他颇有影响的《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但我们知道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教授，在该系的网页上，我们看到关于他的研究兴趣是这样介绍的：早期欧洲现代史，经济、社会和宗教史，农业史，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可见，他主要的活动领域是历史。1976年，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前工业欧洲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一文，对以波斯坦为首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波斯坦等人根据人口变化来说明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被称为“新马尔萨斯正统”。

布伦纳指出波斯坦、拉杜里等人的新人口论不能解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因为“同样的人口趋势在不同的时期和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观点是：英法两国不同的农村阶级结构，即英国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农业工人，而法国是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决定着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同结果。即英国农民未能确保财产权，使得土地集中于资本家、地主之手成为可能，他们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租地农场主；而在法国则是农民在确立完全自由方面的成功，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克服的障碍。造成这一结果的政治因素是（正是其经济结构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斗争）法国农民公社的斗争，及法国君主对农民的保护。结果英国农民较容易失去土地，而法国农民则牢牢地固守着自己的小块土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发展。布伦纳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他们也指出布伦纳观点的不足之处。比如，克鲁特和帕克认为布伦纳夸大了法国农民的独立地位，法国也有圈地现象，等等。我国学者张云鹤曾指出，布伦纳的文章先是提交给1974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发表前曾得到美国一些教授的帮助和支持，并非个人意见。他用比较的方法来考察欧洲国家不同的阶级结构，深有见地。但布伦纳的比较主要限于经济，而未涉及政治层面，如专制制度对法国阶级结构的影响等，这种比较显得比较狭窄。此外，张云鹤先生还认为，布伦纳虽然想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他“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忽视了，或者说歪曲了农民起义的作用”。比如，他过分强调小农的小土地保有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克服的障碍，表面上看很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或资本主义起源归根结底依赖于“农民在生产方面的作用”, “农民经济与富裕农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阶级分化”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果。没有这种分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些见解，言之有理。总之，在布伦纳那里，似乎英国是由于农民斗争不像法国农民那样坚决，所以农民较早失去产权（土地所有权），所以英国的资本主义比较早地发展起来。这样评价农民斗争的作用是否合适，值得我们关注。

1982年，布伦纳又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进一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的结论是：“正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一种根植于农村阶级或财产关系的转变的增长，使得英国经济走上了一条向它的大陆邻居关闭的发展道路。”

关于布伦纳的理论，有两点值得注意：（1）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以所有权的确立为基本条件之一，但在布伦纳笔下，倒是所有权的不巩固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2）强调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这是从多布开始的一种观点，在这一点上，布伦纳与波斯坦也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种重要思潮。其中，斯威齐曾与其前的皮朗持有类似的贸易起源说的观点，但在很长时间里知音甚少。现在看来，说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一般说来当然是对的，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资本主义的产生当然要以它为基础。但这种主张是否真的解决了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为什么不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毕竟是要通过商业或贸易才发展起来的。如果过分强调农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资本主义起源时期，商业只起被动的作用？可见，如何认识封建社会或前工业社会里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应是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此后不时有学者回到这个话题上来。1988年和1989年，布伦纳主持的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邀请美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共同举办系列讲座，“把这场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讨论引起了不少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一些经济学家或哲学家介入了这个问题的讨论，讨论的重点也发生变化，那就是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紧密结合起来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放在第六节介绍。

二 关于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过渡问题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广泛地介入了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起源或现代经济产生问题的讨论。

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通常认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至少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但1965年时吉诺维斯提出：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主可能不是资本家，鼓舞着他们的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是一种“贵族的、反资产阶级的精神”。他们在19世纪里就在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成长为最接近于封建领主式的人物”。学术界抱之以怀疑和沉默，但吉诺维斯精心阐述了这个观点，这突出地体现在《咆哮的约旦河》（1974）一书中。此后，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论点。有一点很明白：“在大部分19世纪里，美国农村盛行的是一种非商业的经济，该时期的许多政治斗争在一种不同的和对立的生产方式间竞争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最彻底的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著述，到20世纪80年代初即有：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的《康涅狄格山谷的家庭经济，市场交换和资本主义的兴起》（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3,1979）、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的《在美国革命时期巩固权力：纽约的例子（1775—1783）》（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6, 1976）、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的《南方人民党主义的根源》（1979年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迈克尔·梅里尔（Michael Merrill）的论文《现金是好吃的东西：美国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和交换》（Radical History Review,17,1977）和罗伯特·马奇（Robert Mutch）的《前工业美国的约曼农和商人》（Societas,7,1977）。“凡是进步主义强调农夫和商人冲突的地方，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可能关注的反资本主义的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这种情况使我们得以理解美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即19世纪美国许多劳工领袖和社会运动依附于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而不是依附于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看来，“激进的共和主义传统代表了一系列本土的并试图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对20世纪来说这种传统也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为要成为一个民主党人，越来越要求他成为一个反资本主义者”。这里的反资本主义者的意思，不能从我们的概念上来理解。

这里面中的一些人后来不再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研究兴趣不一定有太大的改变。1983年，史蒂文·哈恩出版了《南方人民党主义的根源：自耕农和佐治亚内陆地区的转变（1850—1890）》，获得好评。两年后，他与乔纳森·普鲁德（Prude）合编的论文集《资本主义转变时期的农村》出版。该论文集“集中了很多代表性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证小农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见之于美国北方，也同样见之于南方以及后来通过领土扩张而来的中西部及太平洋沿岸地区。小农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这种专注于小农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及近代化过程有重要价值，也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艾伦·库利科夫于1986年出版的《烟草与奴隶：切萨比克南方文化的发展（1680—1800）》，颇引人注目。这是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大种植园经济的过渡问题的专著，讨论南方从小种植园经济向使用奴隶的大种植园经济转化的过程及其对白人和黑人社会的影响，提出了小农经济在南方最初开发时的作用问题。

艾伦·库利科夫长期以来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他至今仍坚持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于2000年出版《从英国农民到殖民地美国的农夫》一书。有一篇书评说他这本书“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透镜来分析所谓的过渡”，又说他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权威依据，而且全书大量充斥着诸如“阶级关系”这样的措辞。他自己在该书“导言”中说道：这本书所说的是英国和德国农民如何变成美国小农的故事，发生在两个大陆上，时间延续200多年。故事从英国开始。16—17世纪，地主和富裕起来的农民（农业资本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到新大陆来寻找土地。所以，“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他特别强调：通常“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在美国指的是工业和金融业首领的权力，或大部分美国人享有的一整套关于企业家和市场的观念；但在这本书中，指的是“一种由两个阶级支配着的社会”，即“拥有生产资料（银行、工厂工具和生产用的土地）的资本家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出卖的工人”。从这个定义出发，他认为晚至美国革命，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美国的农业。但因为不列颠已经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社会，美国的殖民者也游进了资本主义的海洋中。他们把货物卖给英国的资本家，从英国买回由工资劳动者生产的货物，同时谋求向殖民地投资的资本家的帮助。美国农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是这样悄悄发生的。他用以下一段话来说明他这本书的特色：

本书显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四种解释，虽然每一种解释都很重要。它强调农业活动，与约翰·J．麦卡斯克（Mc-Cusker）和拉塞尔·R．梅纳德（Menard）的《不列颠美国的经济》不同。它像戴维·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不列颠的种子》那样从英格兰开始，但它拒绝采纳费希尔坚持文化静态平衡（cultural stasis）的做法，而是强调英格兰的变化如何影响移民和殖民地的发展，及殖民地的环境如何转变移民带来的习惯。与杰克·P．格林（Greene）的《追求幸福》相比，包容的范围较小（未把他合并起来讨论的各个西印度殖民地包括进来），相对于格林的分地区的解释而言，它强调地区间的种种相似性。空间组织，在D. W．迈尼希（Meinig）的《美国的形成》背后的象征，与重新塑造环境的生产关系相比在这里较不重要。在本书中作为主要演员的小农们发挥着重要作用，前述各研究成果从未这样关注过他们的作用。麦卡斯克和梅纳德强调经济，费希尔强调不可改变的社会习俗，格林强调各种地区性的社会，而迈尼希则强调人文地理。

确实，该书观点鲜明，富于自己的特色。所以还有一篇书评说库利科夫的这本书及他的其他著作，如《美国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都是想象出来复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的。该书评作者称这是一种陈旧的方法。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代美国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某些分歧。

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关心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过渡问题。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Lippit）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根据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分析模型，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把剩余价值分成“可能的剩余”和“实际的剩余”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把中国土地改革前的“可能的剩余”量化，估计地租、高利贷、农村雇农的剩余价值和田赋的总值相当于农业生产总值的19%，然后指出“土地改革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把这部分‘可能的剩余’转化为生产积累和提高农村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了生产发展”。这种模式是对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02—1998）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挑战，因为它“忽视和贬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1993年，当中国开始新一轮的飞跃时，维克托·利皮特还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成功使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公共政策是要建立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一制度就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的混合所有制。如果这种混合模式能够被坚持，如果对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能够建立起一种受欢迎的或民主的管理，那么就极有可能表明，目前只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反，如果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那么，现在就将是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问题是这一点还没有决定，并且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可能的。因此，对中国发展的探索将使我们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胜利从新的视角进行思索。”

三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关注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或者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宏观上对整个世界的过渡问题及西方的过渡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进行阐述，由此出现了一些视野开阔、架构恢宏、影响极大的理论，成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特色。这里要讨论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其中的一种，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独立和发展、西欧国家消费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人运动一度趋于衰微等，这些现象使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这样一种考虑：“尚余留的资本主义统治阶段的中心冲突，是否将不是以国际资产阶级为一方与国际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而将会是一个跨国公司所支配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为一方，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工业化的、受榨取的农业的‘边缘’地区的群众解放运动为另一方的冲突？”换言之，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面对着全球化的力量，一些左派学者认为这可能改变我们先前所想象的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模式（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冲突）。当然，这种思想最初不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而是先在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中发展起来的。比如，冈德·弗兰克等人强调，拉丁美洲的不发展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结果，其落后不可能靠追随欧洲的模式来克服。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不是像弗兰克等人那样主要集中于欧洲以外国家的发展来看世界发展趋势的，而是集中于欧美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来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的。其中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这方面较早的类似著作还有戈德弗兰克（Walter L. Goldfrank）主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去和现在》（1979）、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和沃勒斯坦主编的《世界体系的进程》（1980）、卡普兰（Barbara H. Kaplan）主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变化》（1978）等。此后，以沃勒斯坦为首的一批学者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出的思想，我们通常称为“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学者。他于1951—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76年以来他长期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他著述众多，代表作是1974—1989年出版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早已译成中文出版，国内介绍、研究他的著作也不少。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他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及其未来走向。我们先把他的基本思想简单地叙述一下。

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但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它们拥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但严格地讲没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性经济”。只是到了16世纪时，才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这样的经济体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这种经济体与世界性帝国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但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这个经济网络由三个部分组成：中心或核心区、半边缘或半外围区和边缘或外围区。三个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着重从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科学技术的改进、控制世界金融业和世界贸易；边缘区着重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半边缘区的角色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种世界体系的形成，其实就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分工的形成，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新现象。在这种世界分工中，每一种地区都承担某种特定的经济角色，并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各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从这种经济体系中获得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中心地区获利最多，边缘地区获利最少，是受剥削的对象；各个地区中存在的不同的阶级结构和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都是为了确保剩余产品能够注入核心地区。这个体系的三个部分的边界经常在变动，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核心区（如北美）。另外，在时间维度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在变化，不断出现“繁荣—平衡稳定—上升—衰退”的周期。但它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世界经济体内三个地区的分工不会变化，核心地区总是剥削边缘地区。

沃勒斯坦的理论（包括他在其他著述中提出来的观点），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强调客观性和社会责任感的统一，公开声明自己的研究是为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服务。他认为“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不可能是客观的”。虽然各种研究活动均与某些特定的团体有关，从这点来看，“我们今天还没有一门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客观性并非不能实现”。他声明：“我们的责任感取决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既然我们要求有一个较平等较自由的世界，我们必须理解达到这一境界的各种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对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和演变有个明晰的揭示，同时对它现在和未来在各方面或许可能取得的发展的幅度也须加以说明。这方面的知识将会成为一种力量。就我的承诺范围而言，这种力量对那些代表世界上大多数深受压迫的人们的利益的集团应该是极其有用的。”

（2）强调自己的学说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等许多重要的学说之中。他罗列了对他特别有影响的各种重要思潮，放在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原著以及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世界体系的学者们的著作。接着是：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及其对长时段的研究；看重资本主义运行基础的制度性结构的熊彼特、波拉尼和普雷维什；康德拉捷耶夫关于长波的论述。

马丁内斯—维拉强调世界体系理论受两种理论的影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依附论。他指出沃勒斯坦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有：各个人类群体基于物质利益而发生社会冲突这一基本现实；对相关的整体的关注；各社会形态及关于它们的各种理论均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积累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竞争性的阶级斗争处于中心地位；运动通过冲突和矛盾来进行的辩证意识。他还强调两点：“沃勒斯坦有修正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野心（雄心）”; “世界体系理论在很多方面是对依附论的一种改编”。

（3）强调世界体系理论不属于某个具体学科，是一种跨越多种学科的理论。他说道：“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历史学，不是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会学，世界体系否定与这些仍然框定我们大学体系的19世纪的范畴有任何知识的相关性。世界体系分析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为了创造一种研究社会现实的单一的认识论方法，世界体系分析也呼吁超越结构和历史的矛盾。”

（4）反对西方主流学术界把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归之于产权的确立和政府不加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的强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说： “至少在16世纪初，并延续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

（5）在现行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种世界体系下的世界分工将永远存在（否则也就不存在这样的世界体系），所以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少数例外，将永远不可能摆脱被剥削和依附的地位。依据这一点，也有人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反现代化的理论，是对20世纪中特别在美国盛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挑战。也有的把他看成当今反现代化思潮的创始人之一。

（6）未来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将要经历一个混乱的时期。由于现行世界体系极不公正，而且从其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各种各样的冲突将不可避免。沃勒斯坦在对1990—2025年的世界进行展望时提出，未来的世界将进入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因为“诸领域在互动，遏制一个领域的冲突也许可以证明是能够暂时取得成功的，但冲突还会在另一个领域爆发”。但经过一场混乱后，“将出现一些新的秩序或多种秩序”。这些见解引起了争论。2007年他在上海大学发表演说，演说最后的结论依然是：“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上都极度混乱的时代，一切都动荡不已、前途未卜——在这个时代生活，殊非易事！”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均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些人如布伦纳，批评沃勒斯坦，说他对阶级和生产关系不重视；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如布罗代尔和威廉·鲍斯马（Bouwsma）却赞扬该著作为重新思考欧洲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架构。总的说来，他在书中提出的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由边缘、半边缘和核心构成的思想，及关于这种世界格局的演变的预言，都值得我们重视。当然，对他的思想的各种批评意见也同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比如，一些学者批评世界体系论者“完全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而忽视了政治因素的独立作用”，由此引发了“世界经济和国家体系是一个逻辑还是两个不同的逻辑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很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世界的特点。

四 巴林顿·摩尔的多途径的现代化进程理论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13—2005），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国内有一家网站称他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于1941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服役于OSS（CIA前身），战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一直到退休。摩尔对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有相当大的影响，西达·斯考波尔（Theda Skocpol）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都是他的学生。《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是他的代表作，曾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和麦基弗奖（1969）。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200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上的道德纯洁和迫害》。

通常，人们认为他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Weberian）的分析方法”，一个学生这样回忆他：“在他的研究班上，他总是要我们思考和撰写关于革命和民主的种种可能性和限制的东西。他说我们需要阅读马克思的书，但也要读马克斯·韦伯的书。我们需要认识法西斯的根源。他要我们思考暴力造成自由增长的可能。他要我们权衡这种常常被忘记但每日都在发生的反现状的暴力的潜力。对那时年轻的哈佛新左派成员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这更能令人激动的了。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我们为学习17世纪英国革命、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与中国的革命，总是很晚才睡觉。而且和他一起，我们试图断定哪种过渡是可能的，哪种是不可能的。”但他这位学生的回忆也告诉我们，摩尔是一个具有激进思想但不喜欢激进行为的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为是否需要付诸行动而感到困惑时，他令人惋惜地鼓吹精神生活。关于这一点，他是不含糊的，公开藐视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中的声明。摩尔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是‘理解这个世界’。他认为这是一种占据全部时间的工作，它将吸纳我们拥有的一切。”正因为他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在1969年学生罢课时，他站在大学当局一边。

尽管如此，与沃勒斯坦一样，摩尔通常也被看成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这样评价他：“巴林顿·摩尔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清晰地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用以取代传统的现代化范式。作为一种比较世界上不同地区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理论安排，在见识和深刻性上还不曾有其他可与之相比的著作出现过，但以同样的新马克思主义意向写成的有埃里克·R．沃尔夫（Wolf）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早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出版时，有人就称摩尔为“一个伟大的激进派学者和喜欢孤独的人”。

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独特之处或主要论点如下。

（1）在研究现代化进程时，学者们总是把重点放在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或资本和劳动、手工业或工业和贸易上，把这些作为近现代史的标志性现象来研究，而巴林顿·摩尔却独辟蹊径，他把眼光放在被视为逝去的农村和农村居民身上，从农村和农村居民的角度来研究世界现代化过程，特别是其政治过程，并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如果说，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变为法西斯主义道路的转捩点，那么，共产党人集合起千百万对旧制度切齿愤盈的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由此，他把这本书的副标题称为“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本书力图揭示的是：“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制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也就是说，他认为决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特征的是农村居民——贵族和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

（2）提出世界现代化进程主要有三条道路，即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亚洲来说，也存在这样的三条道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式民主道路，以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并非并列存在，并非各自直线式地发展，而是有互相关联、“前后相继”的关系，后一条道路是前一条道路发展的某种结果。他说道：“没有英国较早的民主式的现代化，很可能不会出现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这两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经验，共产主义纵然出现，其具体形式也会截然不同……尽管工业社会的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共性问题，现代化任务却处在连续不断的变动中，各种政治模式的历史前提是大相径庭的。”

（3）认为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是由于农村居民与商品经济的不同关系造成的。他说道：“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尔后政治进程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种转化，那么商品经济化就将大功告成。”他又说：土地贵族和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农业商品经济挑战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重要性在历史上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以第二条道路为例。由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原有的贵族阶级都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他们“既要实现现代化，又不愿改变社会结构”，所以“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军国主义，这可以把上层阶级团结起来。因为军国主义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从而反过来使得工业推进更具强制性”。

摩尔的著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我们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村居民的重要性，也就是他的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所说的：摩尔的观点的新颖之处，是“现代政治体系基本上是由前工业社会的贵族和农民塑造的。简单地说，农业的商品化是一个关键进程”。另一方面，摩尔把世界现代化道路（包括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分为三种，这打破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以罗斯托为首的单线的也就是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来看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本书的国家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关系，西达·斯考波尔曾有过如下解释：摩尔承认并详尽地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农业社会的国家形式，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这样做。“但在其他重要方面，摩尔仍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因为他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倾向，即认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结构是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虽然偶尔他会提及君主和某些政治家的作用，但他对把革命和政治构成作社会学的解释时，总是“专注于土地上层阶级的利益和行为”。

摩尔的思想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史密斯认为他的论点中“有三个弱点是不能忽略的”：忽视了各社会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缺乏持续的考察；对英国历史，特别是19世纪英国历史的处理极具辉格派史学色彩。史密斯还指出，这后一个缺陷是由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来弥补的，所以他们俩的优缺点恰恰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