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本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化背景下转型中国的都市社区自组织问题，试图研究虚拟社区如何重构一个本地社区的生活世界，实现社区自组织与社区的生产过程。总的来看，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供参考：社会学关于“社区问题”（the Community Question）的争论；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和社区自组织研究。

一 “社区问题”的争论

所谓“社区问题”关涉社会系统的劳动分工多大程度地影响初级纽带的组织和内容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变迁中社区的本质这个问题。从滕尼斯和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持续思考着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现代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社区结构，比如，相应于民族国家行动的扩大，本地社区自主性和团结的缩小；城市居民在日益增强的流动性下可与之联系的人的多样性；社会互动密度的增加；廉价而有效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也可以在更远距离地保持社会联系等。目前有三种关于“社区问题”的争论：社区消失论（Community Lost）、社区继存论（Community Saved）和社区解放论（Community Liberated）。

社区消失论是古典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区”和人们的初级纽带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逐渐走向消亡，或者说被弱化了，被更大的“社会”或次级纽带所替代，个体更加依赖于正式组织。这种观念以滕尼斯、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为代表。这种社区观念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工业化的劳动分工对初级纽带结构的潜在影响。但是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认为，消失论者可能忽视了，在工业化社会系统中初级纽带不是被弱化，而是已经在结构上被改变。社区继存论者认为，在这个工业化社会系统中邻里和亲缘团结持续存在着，比如，表现在他们仍然提供各种社会支持、社会交际，对于共同体的愿望，以及社会生态上分化成同质的居住区和工作区等。而社区解放论者则认为，那种过去的面对面社区已经不存在了，社区已经从地方中解放出来，在更大地域组织起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解放论主张，居住区、工作场所和亲属群体的分离使都市人卷入到多种社会网络中。这些网络只具有弱的团结性情感（solidary attachments）；居民的高度流动性弱化了现有的纽带，妨碍新的强纽带的产生；廉价而有效的交通和通信工具降低了空间距离的社会成本，使得分散的初级纽带维持起来更容易；城市和民族国家的规模、密度和多样性，与大量互动工具一起使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那些没有清晰界限的多重网络；初级纽带的空间分散和城市的异质性使人们紧密结合成团结性社区（solidary communities）的可能性更小。

威尔曼则认为，在许多社区分析中关于社区问题的结构性聚焦已经与其他两个社会学问题混淆在一起：对维持团结性情感的条件的过度关注，反映了持续的对规范性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和共识的强调；另一个问题是过于把初级纽带定位于本地地区，反映了都市社会学家对于空间分类（spatial distributions）的特别关注。结果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结构化的社区问题常常被转化成研究地方团结（local solidarity），而不是研究发挥功能的初级纽带，甚至认为，现在都市社会学倾向于成为一种“邻里社会学”，也就是社区研究牢固地被定位于邻里研究。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现代的交通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跨地域、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私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而无须局限在“邻里”和空间就近性的地域约束中。威尔曼以个体网络视角和方法入手，以“网络”取代邻里社区和地方团结的传统社区观念，试图分析在社会结构和技术变迁中社区形态的转型。相对而言，威尔曼倾向于支持社区解放论的解释。他的社区观具体上是一种“私人社区”或“网络社区”（network community）观念。也就是把社区看作个体社会网络的建构，视为一种摄取资源和获取机会的渠道，一种社会支持系统，而不是邻里或者团结（solidarity）。

如果说社区并不等同于邻里，空间的就近或地域性也不再是社区的必备要素，那么社区就是威尔曼所说的“私人网络”吗？共同的情感和价值，以及地方的认同就真的不再是社区的内在核心了吗？威尔曼的解释路径根源于他所选择的个体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结构分析方法，网络分析通常难以对文化和归属等进行分析。那么运用网络研究方法来研究社区，是否就容易忽视社区的认同感和社区情感因素对于一个社区形成、维持的重要性呢？即使人们可以维持更远距离的、更多样化的社会纽带，地方认同和集体记忆对于一个社区来说是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同时，即使人们的社会纽带真的超出了邻里和本地的地域性限制，弱纽带发挥获取资源和机会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不代表现代都市人的弱纽带对本地地区的地方组织和地方团结的消解。相反，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则关注，弱纽带可能发挥重要的社区组织和社会整合的作用。

格兰诺维特关注的不是纯粹的个体网络纽带，而是从社区结构上来看，弱纽带丰富的社区网络更具有开放性，更容易促进地方社区的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组织。而由于其个体网络研究的方法潜在问题，威尔曼的私人社区观容易忽视对社区整体结构的关注。另外，“纽带”（ties）或网络是否就构成了社区，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布劳克兰德（Talja Blokland）认为，社会确实是借助于各种纽带而存在。这些纽带就是阻止社会解体的、人们彼此固守（riveted）的方式，但是纽带本身不提供社区的基础。在日常的使用中，“社区”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归属于其中的群体。而布劳克兰德把社区看作“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想象的社区’作为认为和感觉到‘我们彼此归属’的印象和日常实践而存在。在这些实践中，我们向那些我们归属的人表达自己，借此我们也与一些他人构成‘我们’，或者实际上从‘我们’中排除他们。”

二 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渗透，导致各种网络互动方式成为重要的社会联系与交往方式，并相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包括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目前，这类研究彼此之间经常充满矛盾。乐观的研究者证明，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生活形式，从物理地点中解放了人际关系，为新的个人关系和社区提供了机会。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只是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社区感，在线关系是“非正式的”“暂时的”“虚假的”和“缺乏深度情感的”关系，或者说是“肤浅的”“非人的”，并常常是“有敌意的”。他们断言，在赛博空间中产生的只是一种共同体的“幻觉”。

当然，现在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当电脑网络把人与人连接起来时，那么电脑网络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并拓展了社会网络的范围。而且一些研究也证明，网络决不只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方法，信息只是互联网络中资源交换的一种而已。在电子社群中，许多成员都可以在社会的、身体的和精神方面的问题上得到帮助，获得社会支持。但是，互联网的使用对现有日常社会关系的影响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早期的一项研究测量了匹兹堡家庭互联网新使用者的社会介入和心理健康，研究表明了互联网使用具有负面效应。参与者最初在线的1—2年里，研究者研究跟踪了93户家庭。那些比较多使用互联网的人变得更少社会介入，更孤独，表现出一些沮丧症状的增加。而另一项对美国全国成年人随机样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网上花的时间越多，他们就越失去与社会环境的联系。15%的调查对象报告了社会活动减少。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用户花更少时间与亲戚朋友电话沟通，报告其他社会活动减少的比例超过了25%。罗伯特·帕特南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即担忧互联网的沟通会使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形成肤浅关系上，并可能减少与朋友和家庭更深入的面对面谈话和友谊关系，甚至部分地进一步导致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不过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等人的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他们的团队在1998年发表的那项早期研究存在严重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结果的普遍性问题。原初研究中，作为互联网使用者的研究对象是在匹兹堡地区的随机样本。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群相比，他们本身就有很高的社会参与（social involvment）和更多强关系。在1995—1996年，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和朋友还很少，使用互联网反而可能阻断了他们已有的社会联系。如果对一个社交剥夺的样本进行研究或者当更多人在线时，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可能就会有更积极的影响。同时，一些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也对这种针对负面效应的强调表示怀疑。1995年的一项美国全国随机电话调查表明，互联网并没有增加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在控制了互联网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人口特征后，研究没有发现在宗教、休闲和社区组织方面的参与率有统计上的差异。相反，互联网是一种公民组织参与和新的个人关系的源泉，加强了已有社区的参与。越是长期使用的人和家庭似乎朋友的联系越多。在该研究看来，互联网使用的经验和技巧可能比人口学变量更能影响对社区的参与和新关系的形成。而随后他们在1996年、1997年和2000年的调查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互联网同样支持了大量的社区关系，并增加了社区的多样性。从维持社会关系或网络的角度看，“虚拟社区”同样也是“真实”的社区，也是提供与获得支持的有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最终电脑网络扩大了社会网络的范围，促进了更多和更广阔范围的关系之形成，允许人们跨时空沟通，使更多潜在关系成为积极联系。人们可以更大程度上延伸其社会联系的数量和多样性。电脑网络使人们可以维持比面对面更多的在线关系，也被广泛用于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尤其是远距离的朋友的联系。确切地说，虚拟社区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电脑网络支持的跨越距离建立起来的社区和社会网络。

对虚拟社区的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是关注其自身特征、结构和过程，通常只是关注虚拟社区具有的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运作规则。这类研究倾向于认为，在线生活是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超地域组织起来的场域，是对日常生活的解构和超越，甚或是一种具有匿名性和游戏性的生活方式。而进一步的研究通常认为，“虚拟”社区只是现代社会社区变迁的潮流之一，“虚拟”是指“尽管表面上不是，但是实际上是”，“虚拟”不是“不现实”，而是一种不同层面的“现实”。虚拟社区可以是一种日常生活世界的舒茨所指的“有限意义域”，同时也是信息化社会背景下一种维持和产生社会网络的方式。这些社会网络可以处于本地社区网络内外，也包括家庭和朋友之间。甚至它形成的关系也不只是保持在原初媒介，而是扩展到其他媒介，乃至线下关系发展。因此不可能在线上和线下关系间有截然区分。这种社区形式从物理地点中解放了人际关系，为个人关系和社区提供新的机会，也可以形成社会支持、资源交换和互惠行为等。

作为新的社区和互动形式，虚拟社区要面对处理与传统社区生活的关系，以及人类社区之发展方向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大致总结为三种观点：吞没、共生与重塑。“吞没论”认为，社会生活世界愈来愈被人类创造出的符号象征世界所制约、消融。虚拟与真实世界的分界线日益模糊。传统人作为主体的机会和自我期许的线性特质，逐渐地为虚拟世界消融殆尽了。最终主体消失掉了。甚至有人进而认为，现实社区将为虚拟社区所取代。这种立场具有简化论的问题，倾向于简单地强调赛博空间的独特性，忽视赛博空间及其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以及两种空间中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共生论”则认为，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可以并存。虚拟社区具有自己的规则，也会形成社会支持和关系网络。它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现实主义立场催生了大量对赛博空间中网络互动的本质、逻辑和过程的研究。当然人们也会去思考两种空间实践是否会存在相互替代问题。比如，帕特南就担忧，互联网的使用将使人们与整个人际联系隔离，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减少和朋友、家庭面对面的谈话和友谊，以及社区参与。“重塑论”则认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尽管不是单独地，但仍将进一步改变社区生活的结构和过程。人们可以超越“地方”（locality）建立个人网络社区。这种观点以威尔曼及其多伦多大学的合作者为代表。尽管这种对“地方”重要性的忽视是否合理仍然是有争议的，这种“网络社区”（network community）观仍认为，应从私人网络（personal networks），而不是社区团结性情感等集体属性视角研究社区。

关于信息化，比如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最容易形成的一种研究焦点就是，强调互联网对社会关系超越时空限制的“去地方化”的组织或联系能力，容易忽视它在“本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过程中的作用。最近一些年，国内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互联网和虚拟社区在地方社会和社区组织层面上，比如地方空间及其治理、社区参与与社区治理、社区集体动员与抗争等方面的影响。

三 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与社区自组织研究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rtios）、突变论（Calastrophe Theory）。哈肯这样定义自组织的概念，“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当然在哈肯看来，尽管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定义来区分人造组织和自组织系统，但是两者的差异经常并不是十分明显。自组织原理不仅仅被用于解释自然系统的运行，而且不断被引用到对社会系统的分析中。在中国，社区自组织问题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题目之下开始进入研究视野。

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和单位制解体，中国社会的社区建设面临一个根本的治理转型问题。在这个背景下，社区自治被认为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而社区自治的一种看法是指社区的“自组织治理”。但许多研究通常只是强调，理想状态下的社区治理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卢汉龙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社区模式，比如，所谓上海模式和沈阳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组织能力的缺乏”。而“发展社区的关键问题便是社区里各类社会与经济组织的自我形成与发展。”尽管城市社区的建设并不能脱离政府的指导以及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最大拥有者能对社区提供的支持。“但是社区将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当社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成为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时，当一个介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时，社区的管理将是一个自理与治理的过程，任何外力均只能起辅助的作用”。也有学者强调，社区建设要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合作与协商，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与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而“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社区共同体将从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业中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并在内部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

目前的研究大多缺乏对多元社区主体合作行为如何形成，如何促进社区自主参与的实践维度，也就是缺乏社区真正主体——社区居民的行动者视角的探讨。相对而言，“社区自组织理论”对社区自治做出系统阐释，关注什么样的制度与体制条件有助于这种自组织网络的形成。陈伟东认为，社区自组织是指“不需要外部具体行政指令的强制，社区成员通过面对面协商，取得共识，消除分歧，解决冲突，增进信任，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并使社区逐步进入‘自我维系’状态”。这种观点进一步确定社区自组织的基本要素为自组织资格、自组织基础、自组织机制、自组织结构和自组织的绩效。陈伟东和他的合作者们试图继续研究社区自组织的功能，比如，社区的自组织如何影响社区治理成本和民主制度绩效。实际上，这些研究思路是试图将帕特南的理论进一步运用到中国社区研究中。在实地研究中，他们认为，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治理的成本成反比。“自组织程度越高，社群组织发育越完善，就越接近于自组织秩序，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就越容易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从而有利于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降低城市社区建设的治理成本；而社区自组织程度越低，就越接近于被组织秩序，社区的投机规范就越会促使居民投机行为的泛滥，从而使社区缺乏公共精神，使社区公共活动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增加社区治理成本。”

目前已经有许多调查表明，中国社区居民参与是不容乐观的，已经成为中国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一方面是人们热衷于各种社区体制和模式创新；另一方面却又是严重缺乏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形成了中国社区建设矛盾的图景。总体上看来，似乎目前关于社区模式的建构大多数来自于行政和学者的推动，而不是来自“生活世界”的社区行动者。一些学者认为，“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没有具备责任感的社区认同意识的居民参与，社区善治的实施是非常困难的。社区治理模式的建构超前于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便是现实中体制创新的热情与居民参与的冷淡时常不协调的原因之一”。社区自组织“行动”不会从体制和制度创新的过程自动产生。

关于民众参与的来源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在用社会资本解释意大利南北方制度绩效差异的时候，帕特南把社会资本的不同归因于意大利南北方“民众参与传统”的差异。不同的参与传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资本存量，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参与水平，进而导致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绩效上的巨大差异。这种横向或水平的公民参与传统最终形成了以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民众参与网络为特征的社会资本。但是，帕特南似乎没有解释公民精神如何被生产出来。卡斯特则认为，对都市社会运动的参与会有助于产生地方文化认同和市民参与，“人们必须参与都市运动（并非具有强烈革命性）并在其过程中发现彼此共同的利益，人们以某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新意义也就有可能产生”。也有国内学者认为，都市运动是有助于社会自组织的途径。沈原将目前BJ市的都市运动归纳为三种：农民抗议运动、市民抗议运动和业主的抗议运动。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空间被权力重构。这种重构通过“大院”的单位权力和街道以及居民委员会形成地方政府支配下的权力格局，进而造成城市中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被压抑到最低限度。“由城市化过程所引发的三种都市运动，就是形成此种社会自组织机制的重要渠道之一”，进而，“作为‘市场’和‘国家’之对应物的‘社会’, ……逐步地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中被生产出来”。社会网络研究者也提供了一种解释，比如，格兰诺维特认为，“弱纽带”（ weak ties）比“强纽带”（strong ties）更可能有利于社区组织和社会整合。因为有丰富的弱纽带形成的开放的社区网络更有利于社区信息传播和集体动员。这些对于社区与社会动员的解释为我们分析如何促进社区参与，从而为启动社区自组织过程提供了一些解释路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对社区自组织的进一步研究应超越对于“社区自组织要素”静态的“结构”分析，以及远距离的制度路径，转而关注在“行动”和“实践”层面上社区成员自组织网络与集体行动能力如何“自发”形成的“过程”以及社区自组织的实践策略。

在这种思路之下，最近一些年，学者们关注社区社会资本的生产和社区营造问题。很多研究在帕特南的路径之下，强调社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的重要意义，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不同影响，社会资本与居民满意度的关系等。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也开始试图关注社区和社区自组织的生产问题。比如，黄晓星认为，空间、人口特征的某些共同属性以及组织共同构成了社区性，而特定的社区性则使得社区认同的生产以及社区运动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邱梦华则认为，结合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等理论，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就是居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这种社区的生产问题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除了如前文卡斯特和沈原所强调的通过都市社会运动参与以及“社会学干预”实现社区（或社会自组织）的生产之外，非正式的政治、基于公共社会学立场通过有意图的规划和动员推动社会资本和社区的营造，以及在日常生活视野下非政治意图的社区运动与自发自组织行为也应该成为进一步关注的实践。

总体上看，威尔曼等学者对社区问题的经典理论思考的是，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未来和变迁，关注一般现代社会过程，比如城市化、官僚化和理性化等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但是，这种形式主义分析通常容易忽视现代社会发展的“多元现代性”现实及社区所嵌入的不同社会结构之微妙影响，倾向于对社区的发展持有一种线性发展的理论立场。这种理论立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容易导致一种一元论的社区观照，使研究者无法充分研究中国社区本土化发展。

目前对社区自组织的研究，一方面大多强调城市社会管理层面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而忽视了面对住房商品化后的城市社区大量重建时原有社区社会资本的破坏，以及“总体性社会”缺乏社区参与传统的状况下，在“行动”层面社区自组织网络的公民参与和连接如何形成。而当人们开始思考社区的生产机制时，通常习惯于从公民社会和都市社会运动的政治集体行动维度思考社区（或者相对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的生产问题，忽视了大多数的、更日常生活的、非政治的集体动员层面上自组织行为的意义。另一方面，目前对社区生产的研究还无法及时适应“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时空结构变迁导致的社区组织过程的变化。而一些关于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影响的研究，比如，对虚拟社区的研究通常更多关注的是它非地域性的方面，从而容易忽视它对“本地社区”的联系和组织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