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角色之争议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于国家的适当规模和实力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的政治。在20世纪开端，世界领先的自由国家——英国，主导着自由世界的秩序。在军事领域之外，英国以及其他主要欧洲强国的国家活动范围并不十分广泛，而在美国则更是狭窄。当时没有所得税、贫困计划、食品安全法规。随着20世纪历经一战、革命、经济萧条和二战，这一自由世界秩序出现崩溃，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自由民主的最“小”国家被更加高度集权和积极的“大”国家所取代。

另一发展趋势即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一趋势企图废除整个公民社会，并让孤立个体屈服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右翼版本的这一实验随着1945年纳粹德国的战败结束了，而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时，左翼版本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也崩溃了。

在非极权国家，国家的规模、功能和范围也增加了，这包括20世纪前四分之三时间内的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以及美国，20世纪初国有部门消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多一点，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消耗近50%的GDP（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这一数字为70%）。

这一数字的增长以及它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意料之外的后果，引发了一场以“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里根主义”（Reaganism）为形式的轰轰烈烈的反向运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的特点是，自由主义思想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再度崛起，并伴随着各种抑制甚至想要扭转国有部门增长的尝试（Posner 1975）。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在20世纪中叶的看法受人嘲笑，他认为极权主义与现代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关联（Hayek 1956），而到了1992年他去世前，这一思想已经颇受重视——不仅在保守、中间偏右的政党上台的政治世界里，而且在学术界也是如此，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龙头获得了巨大声望。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一关键时期，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是政策的主旋律，当时许多共产主义世界国家，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从威权统治中脱离出来，力图实现亨廷顿（Huntington 1991）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毫无疑问，共产主义世界中囊括一切职能的国有部门必须大幅缩减，但国家膨胀的症状已经传染到了许多非共产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政府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1%扩大到1982年的48%，其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7%，这就为当年所出现的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Krueger 1993, 11）。撒哈拉以南很多非洲国家的国有部门掌管大型国有企业和农产品销售局，而这些举措对生产力都有负面影响（Bates 1981, 1983）。

为了应对这些趋势，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程度的措施——发起者之一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94），其在拉丁美洲的批评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进入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无情的攻击；批评不仅来自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也来自学术界内有较高经济学造诣的学者（参见Rodrik 1997；Stiglitz 2002）。

现在回头看来，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在很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部门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一问题在长远看来只能通过经济自由化来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尽管国家在某些方面需要削减，在其他方面却需要加强。那些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但在这一时期，因为严重偏向强调削减国家功能，这可能常常混淆为或被有意曲解为全面削减国家能力。国家构建至少是与国家削减同样重要，但却从未受到同等的重视。结果是，在许多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未能兑现其承诺。事实上，一些国家缺少适当的体制框架，自由化让它们陷入比没有自由化还要糟糕的境地。问题在于，缺乏对国家的不同维度以及这些不同维度是如何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概念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