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序四(2)
节《明儒学案节本序》。
马相伯曰：
程朱以降，阳明学与西儒最为近，于医我国人心之病为最宜。病何在，盖不胜言，亦不忍言。无已，则无勇其病根也。根生果，无耻其后果也。惟无勇，则见义不为，惟无耻故无所不为。人至无所不为，尚胜言哉，尚忍言哉。吾不敢谓为禽兽而人面，为盗贼而衣冠，而其为狂为惑，为病夫而讳医，滔滔者自欺欺人，天下皆是矣。为旧学，则挟惟恐见破之私意，为新学，则又无从善服义之公心，各怀妒嫉，而不考情实。苟妄功利，而随声是非，学界且如此，又何怪自洋药开禁，以至仿办学堂，根与果无一非反比例耶？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惟狂与惑，非知行不合之病欤？西儒有恒言“大勇不自欺”，凡自欺者，非不致良知之病欤？吾故曰治吾国之通病，惟阳明之学近之。西学东渐，而东邻知学并进，岂无故哉。自明末逸民立昌明学校于江户以来，盖不徒新旧学数钜公，卓卓在人耳目者知重阳明也。凡舟车之顷，手阳明一卷者，望之不尽皆学士大夫。宜其勇于变法、勇于立宪、勇于敌忾、勇于地方自治，在在知行并进，并身受阳明之益而不自讳，我国学士大夫对之能无羞死？
节制造局本《序》。
方启南曰：
丙午春，马相伯先生归自东瀛，为述日本学派多宗姚江，而东乡大将尤为心悦诚服，至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刻诸印章而韦佩之。噫，我阳明，中国大哲学也。其学不明于中国而明于异域，以三岛小国师之而气吞全俄。真所谓制梃而挞秦楚之坚甲利民，阳明不有大造于日本哉？中国惩于庚子之役，兴学图强，皇皇焉惟恐不及。学校中亦莫不争自奋发而务求其新。诚中国一大转机也。然徒新于外而不新于内，即使广购西书，广置西器，今日所谓新者，至明日而旧，明日所谓新者，至后日而后旧。终年逐逐，惟人是从，无一心得之学化臭腐而出神奇，其何以舒文明之气，而争上国之光乎。日本事事仿之西法，事事悉我成法。西伯一战，全国威震，盖学以精神而不学以形式、规矩，从心变化自我，其得力于阳明良知之教者盖已多矣。东乡其最著也。抑又思之，学者之不明，皆由于心为气役，而所以为之役，意之未诚，亦良知之未致，如是，则学中学误，学西学亦误。若以阳明之书药之中西学，将兼资并进而所学益精。国初大儒孙夏峰先生有言曰：“少壮时与吾友鹿伯顺读诸儒语录有扞格处，取阳明语证之，无不豁然立解。”阳明之巡抚南赣也，越士王思舆与语季本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触之不动矣。”盖谓其良知之体也。愿读是书者默有以验其体，毋徒汲汲于征其效也。
同上。
严几道曰：
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学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词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不若学于自然。自然者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词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
同上。
明儒学案传曰：
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余姚人也。父华，成化辛丑进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梦神人送儿自云中至，因命名为云。五岁不能言，有异僧过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迈不羁。十五岁，纵观塞外，经月始返。十八岁，过广信，谒娄一斋，慨然以圣人可学而至。登弘治己未进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矫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诏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瑾遣人迹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瑾诛，知庐陵县。历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时虔闽不靖，兵部尚书王琼特举先生，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未几，遂平漳南、横水、桶冈、大帽、浰头诸寇。己卯六月，奉敕勘处福建叛军，至丰城而闻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讨之。宸濠方围安庆，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之于樵舍，三战俘濠。武宗率师亲征，群小张忠、许泰欲纵濠鄱湖，待武宗接战而后奏凯。先生不听，乘夜过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监张永。张永者，为武宗亲信，群小之所惮也。命兼江西巡抚。又明年，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忧。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以归师袭八寨、断藤峡，破之。先生幼梦谒马伏波庙，题诗于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梦中。时先生已病，疏请告。至南安，门人周积侍疾，问遗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故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者也。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礼，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于是。而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止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为绝异。然其归理于天地万物，归明觉于吾心，则一也。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总使合得，本体上已费转手。故沿门乞火，与合眼见暗相去不远。先生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试以孔孟之言证之：致吾良知于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谓“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则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义，岂灭义而不顾乎？亦于事物之间求其义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谓穷理也。孟子胡以不许之，而四端必归之心哉？嗟乎！糠秕眯目，四方易位，而后先生可疑也。
隆庆时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中诏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