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怎么能是事(4)

其实这是捕风捉影的谣传。当时盛传前总理赵秉钧就是被袁世凯下毒药毒死的，段公馆又没有可靠的技术手段能够对鸡汤、参汤里是否有毒进行检验，所以段祺瑞根本就没敢吃，公馆的其他人也不敢碰，最后只能全都倒掉完事。

除了被下毒的危险外，还可能被暗杀。段祺瑞西山养病期间，正赶上京城里发生了一起惊人的刺袁案。

袁世凯有一个本家兼亲信，曾做过北洋的总军需，后来在袁府任大管家。他跟袁世凯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本人也在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中积极奔走，但他的儿子袁英却“很不安分”，乃同盟会会员。

袁英将炸弹秘密藏在花盆里，要炸袁世凯。事机不密，暗杀行动被发现了，袁英锒铛入狱。这样一来，北京城里风声鹤唳，防范得非常严密。段祺瑞因反对帝制而跟袁世凯闹崩，自然也怕袁世凯暗杀他。

当时陆军部卫队营长曹树桐带着卫队，负责保护段公馆的安全。张佩蘅再三对他说：“曹大哥（从段祺瑞孩子的角度称呼），俺们可都靠着你了。”

曹树桐把胸脯一拍：“师母（曹树桐曾做过段祺瑞的学生），你老放心吧。有我在这儿，谁也不能让他们进来。总长是我的老师，我得负责保护他。”

在卫队的保护下，轻易没有人能够走进段府的内宅，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叫罗凤阁。

罗凤阁的亲生父亲是北洋总军医，与段祺瑞私交极厚。张佩蘅作为续弦嫁到段家后，只生了几个女儿，没有儿子。段祺瑞很苦恼，曾跟罗军医谈起，并极力夸奖罗凤阁聪明，将来一定大有出息。罗军医一听就说：“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咱哥儿俩不分彼此。”

于是罗凤阁就拜张佩蘅为干妈。罗凤阁也的确聪明乖巧，见到段氏夫妇都是娘啊爹啊的，叫得极为亲热，很得夫妇俩的欢心。

罗凤阁一向在段府穿堂入户，和自家人一样，段府家人都称他为“小罗”。有重要客人来访，连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都要回避，小罗却可以在旁边走来走去，毫无顾忌，可见段祺瑞对他的钟爱。

有一天，段祺瑞一个人正独自坐在内宅的书房里看书，忽然见小罗走了进来。长期的军政生涯，让段祺瑞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他用眼神一扫，就发现小罗神情紧张，举止与平时有异。

“你这小孩子要干什么？”段祺瑞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不料小罗一听，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并且一边嘴里吭吭哧哧“他们叫我……”，一边用手往口袋里摸。

段祺瑞厉声言道：“拿来，你摸什么呢？”

小罗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原来是一支手枪，他双手把枪递给段祺瑞，说：“我怎么忍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段祺瑞很冷静地从小罗手里接过手枪，放到桌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时小罗抽抽噎噎地还想说什么，大概意思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前来行刺，但因为受段祺瑞多年厚恩，实在不忍下手。

段祺瑞用手一拦，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连你的命都没有了。你称病吧，以后你不要进来了。”

小罗依言朝段祺瑞磕了个头，就离开了段公馆。

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

究竟是什么人买通了罗凤阁，因为段祺瑞没有让他接着说下去，所以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是袁世凯，不过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是袁克定或者负责策划帝制活动的其他人所为。

暗杀不遂后，段公馆又陆续发生了厨师被收买，在食物内放置毒药，最后被家人发觉，以及卫队士兵有谋变迹象等事件。有人建议段祺瑞赶紧秘密搬到天津居住，以策安全，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他告诉亲近自己的幕僚：“我反对帝制，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于对我有所不利，万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夫人张佩蘅则听到风声，说一切针对段府的事件其实都是袁克定所为，因为他对段祺瑞反对帝制极为不快，打算对段府采用恐吓手段，这可把张佩蘅等家人吓坏了。

张佩蘅是袁世凯大太太于氏的义女。从前关系没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佩蘅经常做客袁府，尽管袁府门前警卫森严，但她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坐着马车进去，通行无阻。进去后，袁府的老妈子们就会迎出来，说：“大姑奶奶来了！”那情景，真好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

在袁、段不睦后，张佩蘅和于氏之间起先还不断通电话，随着二人丈夫的关系越闹越僵，后来她们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联系几乎断绝。现在考虑到此事关乎全家安危，张佩蘅还是硬着头皮，费尽周折地把传闻告诉了于氏。

于氏又立即转告袁世凯。袁世凯当即把袁克定叫来，对他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

袁克定连忙点头称是，至此，段祺瑞的人身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不过外面的各种谣传还是依旧，而且越来越离奇和玄乎，甚至于外国媒体也跟进来凑趣。日本报纸就有鼻子有眼地报道说，袁世凯已派袁克定指使专人暗杀段祺瑞。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发表通电辟谣，表示他与袁世凯“分虽部下，情逾骨肉”，外界谣传是要“行挑拨离间之诡计”。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负责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给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顺其自然。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他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猜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的，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假电报

段祺瑞原本向袁世凯请了两个月的病假，期满后又续了两个月，日子久了，也就跟被革职了一样。直到1915年8月29日，他才被正式解除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

9月间，在帝制派的策动下，各地出现了劝进热潮，就连很多反对帝制的人，或者为保身家性命，或者不舍名利地位，都违心地加入了这股热潮。

在袁氏幕府中，梁士诒是一个颇有见识也相对比较清醒的人，据说段祺瑞曾与之相约，说：“我一文一武，万不可赞成帝制，误袁氏。”现在一看若再不跟风操作就可能出局，梁士诒也赶紧跟上，亲自出面拼凑了一个帝制请愿团。

就连段祺瑞本人都无法免俗。虽然他已脱离陆军部，但身上还有袁世凯所赏的“管理将军府事务”，在幕僚们的劝说下，他只好以此名义列名劝进。不过此后就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多言。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帝制，第二天便在北京同仁堂匆匆“登极”，接受百官朝贺。那一刻，他终于把嫌弃已久的“共和”给扔到了一边。

不久，袁世凯又进行大封赏，总计有一百二十八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眼见得是“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不过还没等袁世凯咂出皇帝这枚人参果的味道，局势就突然大变。

事情首先是由那个上了袁世凯当的冯国璋引发的。对冯国璋来说，共和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能够复辟帝制倒是最好的，但他希望让清室复辟，而不是袁世凯自己来当皇帝。

在帝制问题上，袁世凯固然不能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后来从北京一回到南京，梁启超就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筹备情形告诉了他。

冯国璋弄清自己受了蒙骗后很生气，他大发牢骚说：“我跟老头子（指袁世凯）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可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最后，还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

传子当然是传给袁克定，冯国璋对袁克定很有戒心：“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

冯国璋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蔡锷是西南反袁的主将，他在回云南之前，曾在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供职。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很赏识，每天都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正值“剿办”白朗军时期，关于“剿办”的一切计划情报和有关文电，袁世凯也都放心地交给蔡锷审阅。蔡锷由此洞悉了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认定“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

蔡锷在军事上虽有信心，但云南毕竟僻处一隅，且所养士卒不足两万，一旦举义，就要与十万北洋军为敌，所以他特地与冯国璋订立密约，说明只要南京率先出兵反对帝制，云南必第一个响应，以收互相牵制之效。

冯国璋在这件事上比较谨慎圆滑，不想轻易表态。他起初的算计就是按兵不动，待到蔡锷等人和袁世凯闹起来，再坐观成败，从中渔利。

可是冯国璋手下的两名幕僚却跟幕主想的不一样。这两名幕僚，一为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一为机要秘书潘若海，他们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心腹，均为地道的清室复辟派。

冯国璋与康、胡、潘观点一致。自康有为介绍胡、潘入幕后，他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所有文电皆由这两位秘书代拆代行，公私图章大印也均由胡、潘负责掌管。

康有为这一支清室复辟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当年因为袁世凯告密，维新派吃了大苦头，以后时时酝酿报复。见冯国璋首鼠两端，不肯先发，潘若海就背着他，以冯国璋的名义给蔡锷拟写了一份电报，上写：“宁已出兵，望公速发。”

这份电报用的是江苏督军署的官印稿纸，盖的也是督军署大印，并由潘若海亲自送到上海租界邮局（时称电报局）拍发。电报局一看上面盖着印，也不问真假，便将此密电发至云南昆明。

密电到达时，蔡锷已做好了独立的准备，看了假电报，他赶紧按照密约进行誓师。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在昆明成立护国军，由他亲自统率，向四川发动进攻。

护国军入川后，大破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可谓势如破竹，旗开得胜。这时蔡锷不见江苏出兵，便去电询问冯国璋因何失信，而冯国璋却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此事纷传沪、宁、川、滇各地，一时引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