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日本藏本注本论集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Standaert）关于清代“邸报”在欧洲流传情况的研究。现存1800年前的邸报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清初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编纂的欧语文献，这些文献在中国汇编完成后以私人信件、报告以及翻译等形式送至欧洲，大多被收录在有关中国文化的文集中。一方面，它们记录了早期清代邸报的实貌、规格、版式、内容和使用情况，并涵盖了中文史料中未记载的信息；另一方面，它们也展示了欧洲人在

差异在当下的历史学研究中无处不在，差异多样化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差异在改变着我们的追问方式，更重要是，差异与身份认同的连接，使得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本书是2016年举行的“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之二“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的讨论成果结集，它展示了当下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也呈现着差异在历史写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浮现。追问差异，也是在追问，在历史写作中，它的反义词是什么，

王锺翰先生（1913—2007年）是中国现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该书对王锺翰学术道路、史学成就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揭示了其治史风格既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受到近现代史学思想与方法的熏陶；既有时代特点，又富有个人特色。该书不仅是对王锺翰个体的研究，更可以通过个案进一步探视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

本书叙述了17-18世纪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深入到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与中国士大夫阶层密切接触，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撰写了大量的书信、报告和著作，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向西方广泛地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他们对孔子儒家思想的介绍，给欧洲思想界很大的启发，成为正在发生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历史认识论是哲学认识论的特殊组成部分，本书对历史认识论进行了研究。历史事实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的人和人的活动，对于今人而言，它已不复存在。那么，历史事实存在过吗？它是可知的吗？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事实，它是通过史料的形式流传和保存下来的，这些史料准确、真实吗？历史学家经过对历史资料的认识和研究，把过去的事情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历史著作。历史学家个人并未亲自经历过他所写的事情，他的论述正确可靠吗

近年来，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方兴未艾。如果说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中国历史社会学的探索则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之根基与魂魄。中国历史社会学贯通古今、熔铸社会现实与历史深层意识及结构的方法论和个案研究，将深化和拓展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度，从而建构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基于此，本书力图整体性地呈现费孝通在中国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开拓之功，并全面介绍费孝通在历史社

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运动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它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的政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的浙江自治运动是当时全国自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傅幼玲著的《孙传芳与浙江自治运动》较全面地论证了孙传芳在1924—1926年统治江浙期间，对浙江省的自治运动所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政策，以及对浙江自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本书叙述了古代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初步知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西方人仅凭传来的中国丝绸和片段的传说，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在13-14世纪，蒙古帝国实现了东西方的大交通，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向西方人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亲历和印象。16世纪以后开始的大航海和蓬勃发展的中欧贸易，使中国最终进入到欧洲人的视野，成为他们努力探索的知识领域。

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海洋史观影响，导致中国历史叙述“权重”发生偏移，以19世纪中叶以来通商开埠为基础的东西关系“冲击—回应”理论大行其道，直到拉铁摩尔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研究恢复以南北关系为中心的“大陆史观”之后，“过渡地带”作为中国历史的中心才受到重视。本书以中国西北为例，以地缘与空间视角下的农耕、游牧与绿洲互动为切入点，在“长时段”的眼光下，“西北”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在“区域”空间尺度上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