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王霸之辨理论研究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基于发展哲学的视角阐述了整体性发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全书遵循着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进路，在总述了社会发展和整体性发展的含义、整体性发展的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分别从历史合力论、刺激应变原理、社会主要矛盾论、发展机制论、整体文明论、实践任务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角度论述了整体性发展问题，使整体性发展这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范畴获得了

中国哲学的真实建立，合文献才能有中国，合逻辑才能有哲学。因此所谓“中国哲学”，必须将文本内在脉络转化为逻辑推演。本书即致力于复活古典名学的方法论，并以之解读古典文本。《周易·系辞传》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三五错综是古典名学校验事实的方法。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正是在古今错综之中探寻经典文本的义理，由此实现“中国”与“哲学”的合一。书名用《周易》之典，借以表明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古今错综之中探

本书以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从先秦诸子的宏阔视野对于儒家在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道体与道用、政治与道德，以及传统与现代、因袭与变革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通过这种综合性研究来获得对于先秦儒家在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及政治理想诸多方面于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本书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从诸子的宏阔视野来研究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既有利于在诸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彰显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性质、特点与价值

儒学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的嬗变。远古神话传说，已含儒家仁爱精神。“六经”是儒学形成的思想渊源。春秋战国儒家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形成我国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代文人的散文反映了儒家大一统观念。魏晋南北朝淡化名教观，骈文追求审美愉悦。隋唐五代，儒学复兴引起古文运动的兴起。宋元明理学促成古文的正宗地位，然而后期以复古相号召，实属拟古倾向。清前期，散文经世致用的特点，开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革的先声。

本书以玄学家郭象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书中通过对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梳理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分析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展现了老一代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中国儒学缄默维度是在语言关闭的缄默中，转向静的深度体证，具有渊与根两个特征，集约表达为“藏心于渊，美厥灵根”，诗意表达为“氤氲一气似初春”。本书从孔子观周见金人“三缄其口”开始，以方以智证成太极丸春结束，选取颜回、言偃、扬雄、周敦颐、朱熹、杨简、文天祥、王阳明及其后学胡直与万廷言、刘宗周、王夫之等重要儒者，溯源至孟子、《易传》、庄子、屈原四个先秦流派的展开与互动，围绕罕言与雅言、深静与真动、冲然与

研究中国哲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一种是主观的、现代的、创造的取向。本书无疑属于前者。书中异于前人之解，乃为疏通文本的需要，而非借题发挥的产物。本书作者坚持以经释经、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原则，在广泛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前人的诠释分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以中国易学家兼诗论家为研究对象，依据可资分析的理论文本，探究易学思想与诗学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本体论、心性论、审美范式、语言论四个维度进行个案研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在与现代文学观念的潜对话中，探赜索隐，揭示观物取象方式与意、象、言结构的多种可能，重新回望中国诗学传统，建构“中国易学诗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