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

这部书是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中俄关系”的最终成果。2014年该项目立项，主要研究中俄关系问题。俄罗斯是中国最大邻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和政治地位。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这期间，中俄关系既有友好同盟的历史，也经历过兵戎相见的时期。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目前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不断采取同时打压中俄两国的外交战略，

本书以中国地方外事发展的客观需求为现实起点，结合地方政府的内生经验、央地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外部视野，阐释了对外系统中地方对中央的独特价值。本书通过建构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以解释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在外交场域中留下自身的“地方印痕”。借助结构性资本与施动性资本两个维度，本书分析了省级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属性。此外，基于对不同省份外事工作的差异性考察，本书发展了基于中国背景的比较平行外交理论。最后，本书论述了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历史上黑龙江这条河从内河演变为界河，在中俄关系史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见证着中俄关系的曲折变化。界河黑龙江曾是中俄（苏）两国利益碰撞的前线阵地，边界的属性明显，是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界河黑龙江在中俄（苏）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为两国直接合作提供平台，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的河流属性得到重视，双边涉水合作不断扩大和提升，界河黑龙江逐渐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中俄关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书在分析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态势的基础上，从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全球舆论安全治理和全球智能安全治理等方面展开，探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以构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道路。

本书以冷战结束以来海合会六国和伊朗、伊拉克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海湾地区合作研究的整体框架。本书既分析了海湾地区合作的历史变迁、合作动力、合作议题和制度设计，也对21世纪以来海湾地区国际关系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做到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海湾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学术参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